清朝知县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一年做官下来还得倒贴钱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清朝知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明清两代都采取官员低薪政策，但明清又有所不同，明朝的低薪政策贯穿始终，而清朝前期继承明朝采取低薪政策，但从雍正开始，则进行了一场变革，采取低薪加丰厚的养廉银政策。那么，在清朝，一个知县的年收入到底有多少?

　　雍正以前，知县的年收入不好估算，这是因为当时的知县除了工资收入，还有一项已经半合法化的陋规收入——火耗。所谓火耗，是指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向百姓多征钱银。至于多征多少，视当地官员的良心而定，有的征得多，有的几乎不征。而多征的钱银，有的归公，有的全部放进自己腰包，也有的只放部分，所以根本无法估算其收入。

　　但雍正以后，随着养廉银政策的实行，朝廷同时实行了一项制度，那就是火耗归公。火耗归公是指中央统一耗损比例来征收赋税，地方官不能再以火耗为名横加征税，也不能再将火耗收入囊中。

　　从这时开始，清代的官员便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合法收入。以知县为例，其工资年薪为45两白银和45斛大米，而养廉银最高可达1200两。这笔收入折合成人民币，也可以说得上相当丰厚。

　　清代白银价格随着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动，我们以中位数200元计算，那么，清代知县一年的白银收入约(1200+45)x200=249000(元)。而清代一斛米约为现在200斤，我们以2元/斤计算，那么，清代知县一年的大米收入约45x200x2=18000(元)。

　　因此，清代知县一年的合法总收入为(1200+45)x200+45x200x2=267000(元)。折合月薪约22250元。这个收入，可以说超过今天北上广大部分白领。

　　如此看来，清代知县的生活似乎很滋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只看到收入的一面，也要看到开支的一面。那么，清代知县一年的开支有多少呢?

　　清朝的官员，没有那么多报销优惠政策可享受，整个县衙，除了知县外，只有县丞、主簿、典吏、教育、训导可享受朝廷的俸禄，其余的员工均需知县自掏腰包招聘，县衙的日常支出，一部分来自征税，也有少部分需要知县掏腰包。那么，清朝知县的开支主要分为哪几部分呢?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给下属发工资。

　　除了以上所说的可享受朝廷俸禄的下属，县衙的账房、刑名、钱谷、文案等幕僚(俗称师爷)，长随、书吏、轿夫等仆役，乃至衙役都需要知县开工资。

　　其中师爷的工资是大头，因为师爷也是读书人，有的甚至还是不得志的举人、秀才。但师爷的年工资也有高有低，而且相差悬殊，顶级师爷年薪可高达上千两白银，低级师爷则只有数十两。

　　据清代名幕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里透露，他初做幕僚时，作为办理刑名的幕僚，年资为二百六十两白银;之后转为办理钱谷的幕僚，年资为二百二十两白银;十年之后，作为资深幕僚的他，年资更是达到八百两白银。

　　不过，年薪高达800两的师爷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往往是高级官员的师爷。一般知县的师爷，年薪会低许多，据汪辉祖的另一份资料《扬州盐商重金聘幕僚》记载，他早年给常州知府当师爷时，年薪才24两。给知府当师爷尚且只有24两，何况知县?不过，该知府可能是个大清官，所以他开的工资不具备代表性。

　　据《佐治药言》记载，“寒士课徒者，数月之修，少止数金，多亦不过十数金……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作者这句话的用意，告诉世人做师爷比做老师更赚钱，做老师最多也不过月入十几两白银，可见，做师爷月收入通常不会低于十两白银，否则怎能说它比老师更赚钱?

　　因此，通常情况之下，一个知县每年支付给一个幕僚的工资，少说也要120两。而一个县通常不会只有一个幕僚，所有幕僚的工资加上其他员工的工资，大概不会低于一千两白银。

　　第二部分是家庭日常花费。

　　知县也要养家糊口，而且，古代的家族观念很强，知县往往要供养一大家子，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超过普通民众。清朝有一个不得志的官员，名叫李慈铭，他写过一本《越缦堂日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作为一个基层官僚的日常家庭费用，一年开支在1000两白银左右。

　　他家的日常家庭开支主要分为：米费(70两)、煤、炭(77两)、房租(72两)、糕饼面食(155两)、衣饰(500两，没想到李大人还是个剁手党)、抓药、人参(40两)、其他开支(80两)，总计994两。

　　李慈铭官职不高，只做过御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平常也没有太多不良嗜好，基本上算个清官，至少不是大贪官，他的年家庭日常消费应该很具有代表性。所以，一个普通的清代知县，一年的家庭消费约1000两白银。

　　第三部是应酬和孝敬上司。

　　清代官场的应酬风气很浓，迎来送往的规矩谁也不能免俗。此外，清代官场还存在许多陋规，也就是半合法的向上级送礼。这也是官场最重要的人情世故。如果谁拒绝这项陋规，便会被官场孤立，难有出头之日。收受陋规在清末官场是普遍现象，无论清官贪官都不能免俗，包括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在内。林则徐是清官，官做得大，开支也大，经常入不敷出，只能接受陋规。

　　这些陋规包括别敬(离别时送红包)、炭敬(冬天送取暖费)、冰敬(夏天送清凉费)、程仪(上级路过辖区，要送路费)、三节两寿(三节指春节、端午、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都必须送钱)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知县需要为这些陋规支付多少钱呢?任何一项陋规，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上千两，甚至更多(而知县自己却没有陋规收取，即使有，数量也相当少，因为巴结知县的都是不入流的芝麻官)。而且，支付陋规的金额，与上司的级别成正比关系，送给巡抚的陋规肯定比知府多。

　　90年代，上海财报刊登了一篇《清代县衙开支一瞥》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姓方的上海知县每年过节给他的上司知府、布政使、巡抚送礼，一次就多达1100两白银。按方知县的“豪爽”，每年支付陋规的金额，少说也要5000两。当然，上海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油水多，普通知县肯定没有这么豪爽，但千八百两总少不了。

　　综上所述，一个清代知县仅三大部分的开支，就高达1000+1000+800=280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56万元。而一个清朝知县的合法收入，不过26.7万元，一年做官下来，还倒亏近30万元。

　　当然，以上开支都是根据普通知县的开支水平计算，那些清官的开支，往往会低许多，比如他们只请一两个幕僚，尽可能不支付或少支付陋规，每天吃咸菜，但一年下来，也存不了几个钱。然而众所周知，清代大多数知县都过得非常滋润，至于其中缘由，就不必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