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上层士族妇女与下层妇女地位如何

日期:2023-10-28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接下来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真实的西晋与东晋,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从史籍得到的印象是:两晋时期,上层士族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作风相当开放:下层妇女依然备受压迫,苦难重重。

  一、两晋上层妇女的作风

  先看两段对当时妇女作风深表不满的抨击之论。干宝《晋纪总论》:

  “其妇女,庄栉织红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臬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患。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戳妾腰,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

  这里抨击的对象,是贵族官宦之家的女主人们,是役使着婢仆妾媵的上层妇女。

  葛洪《抱朴子·疾谬篇》的批评则更具体:

  “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统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韩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涉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

  从“多将侍从”之语及活动的规模看,这些妇女也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她们广泛从事社交和旅游观光活动,相当开放了。

  葛洪和干宝都是晋人,又都是严谨的学者,这些话并无辞赋家的夸张,可以相信他们所抨击的现象确实存在。不过他们的标准都是传统儒学礼教,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晋代的妇女简直无法无天,太不成话了;而这恰恰证明,当时儒学衰微,礼教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量,妇女们摆脱绳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于是我们看到了妇女们“任情而动”的一些事例。人们也许首先想到“韩寿偷香”。其实贾充女儿与韩寿偷情这种故事,无代不有,并能不反映晋代妇女作风的特点。为晋代所仅见、前朝后代都没有的故事是“赠帽王濛”,《晋书·外戚·王濛传》;

  “王濛美姿容,……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

  是“掷果潘安”,《晋书·潘岳传》:

  “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

  这两个故事的特点是,妇女们公开地而不是隐秘地表露她们对美男子的喜爱,带有中国古代军见的类似现代西方的气息。

  《晋书·贾后传》还透露了一点消息,“赵王伦、孙秀等因众怨谋欲废后。后数遭宫婶微服于人间视听,其谋颇泄。”这可以说是贾南风在使用女特务吧!既然宫女们可以换上便服出去探听社会上有关政治的“小道消息”,可见当时妇女们在京都闹市各种场合,都可以自由活动而不引人注意,妇女们外出活动确是自由得多了。

  于是又可看到“反易刚柔”、“不拘妒忌之恶”的一些事例:

  一、“(贾)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名槐),即广城君也。武帝践祚,李以大赦得还,帝特召充置左右夫人。……充乃答留,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

  二、“(王)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

  三、“(王导)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

  (以上均见《晋书》本传》)

  四、“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博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五、“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南康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

  (以上见《世说·贤媛》)

  贾充、王衍、王导、谢安、桓温,都是西晋位列三公、威名显赫的人物,却都这样怕老婆,按照封建礼教的观点,真是刚柔易位、阴阳颠倒了。“妇者,伏也”的“三从"之德,丢得连影子都不见了。既然丈夫们管不了老婆,葛洪所说的妇女们纵恣无忌的游乐,不就容易理解吗?

  豪家权门夫人们的地位既已提高,参预政治便意料中必有之事。这里,贾南风的乱政倒可以不计因为后妃干政历代多有。非晋代之特征。两晋上层妇女参预政事者, 上引王衍妻郭氏已有 “好干预人事”之语,此外还有:

  一、《贾充传》:“郭槐怒,攘袂数充日,‘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

  晋武帝泰始四年(268) 刊定律令,是晋初朝政中一件大事,武帝任命的起草班子由车骑将军贾充、太傅郑冲、司空荀颢、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枯等公卿重臣组成。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郭槐居然声称“我有其分!”可以推测她是具体工作的组织者,是有政治才干的。

  二、《世说·惑溺篇》:“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赀;蔡公谓之“雷尚书’。”

  王导在东晋权倾朝野,这位‘雷尚书’扮演了承相内府办公厅主任的角色,“走内线”来找她的人必定是很多的。

  此外如《晋书·列女传》所载羊耽妻辛宪英关于司马懿诛曹爽的预测;孟昶妻周氏对于孟昶参加刘裕建义讨桓玄的支持等事例,均表现了夫人们的政治观察力和暗中所起的作用。正由于这类原因,在《陶侃传》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一句话:

  “及王敦平,(侃)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余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这个“女”字的出现绝非偶然。我们知道,“士女”连称,历来只见于嬉戏游乐的机会;至于军政大事提到人们的反映,总不外乎“人士”“士人”“士民”这类提法,象《陶侃传》这样提到“士女”的例子,实属罕见。显然,这是两晋上层妇女社会政治地位提高的反映。她们虽然从不走上前台,而在后台的能量已为史家所不能轻忽了。

  两晋上层妇女社会政治地位某种程度的提高和作风上的开放,是汉末以来传统儒教衰颓的结果,也是当时上层男士们脱落名教、嗜酒荒放的影响的产物。由阮藉、嵇康为首倡的名士放诞派,人数并不多,影响却很大。嵇、阮之后,名载史传的此派人物还有阮瞻、阮修、王澄、王忱、谢鲲、胡母辅之、王尼、毕卓等。他们的作风是“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 ,纵恣无忌,其行为之怪诞也是前朝后代所罕见的。一批贵游子弟也仿效他们。男士们放纵如是,女士们跟着开放一下也就不奇怪了

  两晋上层妇女的地位与作风,又与当时的门阀婚婚制度密切相关。门阀士族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婚姻关系上门第界限极严,士庶不通婚,结果有资格通婚的士族局限于一个小圈子。这种情势,客观上提高了高门妇女的身价。谚云:“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两晋士族的女儿同样不愁嫁, 士人能娶到高门之女引以为荣。这些姑娘又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婚后的夫妻关系便是平起平坐,甚至妻子可以其门第之清高傲视丈夫。谢家才女谢道蕴就鄙视她的丈夫王凝之。《世说·世诋篇》又载: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从?刘对曰:‘它兄(刘惔)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连谢安这样的豪门俊杰,还要受妻子这种嘲讽,等而下之者处境可知。汉代王吉上疏宣帝有云:“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两晋士人娶了高门小姐为妻,“夫诎于妇”的现象也自然出现了。

  二、两晋下层妇女的处境

  不同阶级的人生活于同一社会中,命运不同却免不了互相影响,上对下的影响尤重。前文所述上层妇女的开放之风,必然波及庶族以下的广大妇女。赠帽给王濛的在市上卖帽子的妇女,当然是市井妇女。连臂萦绕拦住潘岳的妇女,也很可能是承奉女主人意旨 的仆妇丫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社会风气历来是这样上行下效的。

  但这终究不是全体。思想史家说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如果说两晋士族的妇女们也有幸跻入“人的觉醒”之列的话,那么,就在她们身边的婢妾们却处于不折不扣的非人的境地。她们如草芥,如牛马,被任意践踏以至杀戮。

  极少数幸运儿以天赋独厚、色艺双绝而获得主子的宠爱,如石崇的宠姬绿珠、王献之的爱要桃叶之类。她们也可以过上豪华舒适的生活,但仍是妓妾,不是夫人,否则孙秀也不会向石崇指名索要绿珠了。有人尽管得到主子的宠幸,却仍逃不掉为奴婢的折磨。《晋书·乐志》:“《团扇歌》者,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王珉是王导的孙子,王珣的弟弟。嫂婢虽与他有情,却难免受捶挞之苦。

  身为婢妾,无端被砍、被杀的事太平常了:

  一、《晋书·贾充传》:“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阁。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

  二、《王衍传》:“衍素轻赵王伦之为人。及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免。”

  三、《王敦传》:“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

  这些被伤、被杀的乳母伎妾,全是无辜的,她们轻易地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与蝼蚁无异。

  婢女们还可以被当作赠品送人,更显出她们不算人,只是某种东西。《世说·言语》:“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寒族出身的陶渊明为彭泽令时,曾遣一奴回家助耕,附书给儿子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奴婢伎妾们“亦人子也”,却得不到人的待遇。她们的遭遇暴露了门阀士族的冷酷、残忍;对照之下,也更显出陶公人品的熠熠光辉。

  最广大的农民妻女们的状况已全无可考。傅玄有一首《豫章行苦相篇》,透露了另一部分妇女的情状。诗日: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忽见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

  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

  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

  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

  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此诗对妇女所受的压抑表达了深刻的同情。诗作于晋武帝时期,而反映的女孩子的处境,与前述高门妇女迥异。从“婢妾如严宾”之句,可以判断为庶族阶层的小家碧玉,她们婚前婚后完全在封建礼教规范的约束之中。这可以代表两晋中层妇女的风貌。据《晋书.列女传》所载,陶侃的母亲湛氏,周频的母亲李络秀,大体也处于这一阶层。陶侃家贫,“湛氏每纺绩资给之,”贵客范逵到门,“湛氏乃撤所卧新荐,自坐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馔。”李络秀还是个姑娘时,贵客周浚到门,络秀“与一婢于内宰猪羊,具数十人之馔,甚精办。”这些人与“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的高门贵妇们不能相比,她们恭谨勤劳,拘守礼法,活得很辛苦;但比任人宰割的婢妾们的处境又好得多。

  现在可以断言,葛洪和干宝所抨击的作风开放的妇女,在两晋全体妇女当中仅是极小的一部分,是特权阶层的夫人小姐,唯有她们活得最潇洒。然而这些人,与门阀士族的男士们代表“ 魏晋风度”一样,是那个时代社会风尚的代表。唐代房玄龄等撰写《晋书》,在《列女传论》中痛斥晋代妇风:“自晋政陵夷,罕树风检,亏闲爽操,相趋成俗,……驰骛风埃,脱落名教,颓纵忘反,于兹 为报。”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而我们借助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些人是一小部分,不能等同于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