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哪个朝代才出现的都记载了哪些内容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一种专门记载帝王言行举止的册籍。周朝的“左史记动，右史记言”为其肇端。

　　《起居注》之名称正式出现于汉代。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汉明帝有《明帝起居注》。三国时，魏设掌起居注著作郎，是为置专官之始。隋代设起居舍人;唐代设起居郎(舍人);宋代设立起居院;辽金代设立起居舍人院、记注院;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清康熙时，设立起居注馆，由“经筵日讲官”(以翰林、詹事等兼充)专职编修《起居注》。

　　古时候，凡皇帝的衣食起居、御门听政、朝会宴飨、祭祀典礼、谒陵、校猎、巡狩等，皆有起居注官左右侍班或随扈侍从据实记录。正所谓“朝朝橐笔侍御床”“记载圣治金匮藏”“侍臣橐笔皆鹓凤”。

　　《起居注》有着严格的编撰方式和记注体例。《大清会典》载：“凡记注，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奉，次官员引见。”并有全载、节略之定例。凡记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字数也不尽相同，或四五字，或千余言，一律用墨笔缮写。由侍值者共同校阅，署名于后。逐日记载，逐月编撰成册。“记时政损益，季终授之于国史。”书法不隐，不掩恶不虚美。倘有擅写者，则革职严办。

　　见于《隋书》记载的《起居注》册籍有44部、1189卷。因朝代更迭、兵燹，历代的《起居注》散失居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有唐初记室参军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以及《万历起居注》和清代的《起居注》。目前，清代《起居注》之现存起于康熙七年(1668)九月至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中有缺佚，计12000余册。分别珍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tai wang故宫博物院。其中，《康熙起居注》982册，汉文本493册，满文本489册。《起居注》多被用来编撰《实录》《圣训》和史书等，其价值丰赡珍贵。

　　记注官员属天子近臣，身涉机要，职任重大，故历朝膺选者必为品端学粹、博涉文史之人。诸如：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令狐德棻，著名诗人贺知章曾任起居舍人(郎);清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陈廷敬、朱珪、钱大昕、翁同龢也有起居注日讲官之履历。记注官员人数以清代最众，多达20余人。其时，每日值侍的起居注官，一般为满、汉各一人，偶有增减，使用满、蒙、汉3种文字记注。

　　历史上，《起居注》衍生的故事时有发生、五花八门。北宋时期，宋仁宗赵祯命王安石编修《起居注》。王安石极不情愿，10余次上呈辞状，甚至钻进厕所里不出来，以躲避朝廷派来的传旨官员。宋神宗赵顼(xū)欲召苏轼编修《起居注》，王安石对赵顼说：东坡(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终因作梗而事未果。北宋年间，黄庭坚参与编撰《神宗实录》，并被擢升为起居舍人。他据实记载宋神宗言行，毫不隐晦善恶。宋神宗大为不快，将他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明史·后妃传》载，万历九年(1581)，明神宗朱翊钧与慈宁宫王氏宫女私幸，致使宫女怀孕。太后得知此事后，询问朱翊钧始末。朱翊钧先是矢口否认，百般抵赖，太后遂命调取《起居注》详查，由此确定宫女所怀身孕为帝王血脉、纯正龙种。铁证如山，朱翊钧哑口无言。之后，这位宫女一步登天，被册封为“恭妃”，并生下皇长子朱常洛。时达10余年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起居注》为内廷核心秘籍，阅看范围极其有限。名义上，皇帝本人是不得索阅的。因此，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约束帝王言行之作用。

　　《起居注》为“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史官非但记事，亦为监戒也。据《大唐新语》载：贞观年间，褚遂良任起居郎。某日，唐太宗李世民问褚遂良：爱卿执掌的《起居注》都记载了什么事情?我身为君主，可否浏览?褚遂良答：如今的起居注官，与古时候的左史右史所司相同，专记君主之言之事及其善恶。以此作为前车之鉴，警示君主循法行事。至于皇帝自己欲看《起居注》，尚无前例，实属不当。李世民又问：如果我有不良言行，你一定记载吗?褚遂良答：为臣之责就是忠实地记录君主的言行。因此，君主的言行我都会如实记录在案的。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说：皇帝有过失，如同日食与月食一样，人们皆能看到。即使遂良不予记录，天下之人也记着呢!

　　据《唐书》《资治通鉴》载：李世民欲观《起居注》，朱子奢云：如此一来，便会开启后世史官的灾难。史官为了保全生命而惧死，记录就会失真。悠悠千年，就听不到褒贬皇上的真话了。

　　唐文宗李昂也对《起居注》充满好奇心，意欲一睹，起居舍人魏謩(mó)直言拒绝。李昂说：以前我可是看過啊!魏謩答：那是史官失职。假如皇上亲看《起居注》，史官履职时便有所避讳，所记所载怎么能让后人信服呢!李昂只好作罢。

　　古代，开明之主非常重视史实记注的真实性。李世民阅看修订中的《国史》，当看到对玄武门事变的描述含糊其辞、多有微隐时，他对房玄龄说：当秉笔直书，不要藏着掖着，浮词一概删削。魏徵上奏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国史能够起到惩恶劝善之效。倘若史书不实，如何让后世为鉴呢?!陛下如今诏令史官修正实录，非常符合至公之道。

　　历史上，铮铮铁骨、秉笔直书的史官名垂青史，令人敬仰。据《左传》载：董狐不畏权贵，大笔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称赞：书法不隐，古之良史。《左传》又载：齐国太史记注“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对此，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赞之：“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唐太宗、唐文宗曾屡次试图亲观起居注，皆被谏止。同样据《春明梦余录》载：一日，宋神宗赵顼在回宫后说了一些怪话，生怕史官得知后记上一笔，亟令左右：莫使起居闻之，闻则书矣。

　　其实，封建帝王的言行举止并非一纸文字就可以完全约束得了的。《起居注》中歌功隐恶、曲意回护之处亦不乏其例。“政声人去后，无字句处看。”其功其过，历史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