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10-31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司马家篡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最晚从南北朝开始,甚至在两晋之间,世人便经常把曹操和司马懿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和王莽、董卓一类的篡国大盗,而无论是曹魏还是晋朝都属于来路不正的王朝。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深入,后世对曹氏代汉越来越表现出宽容、认可的态度,而对司马家篡魏却始终持批评、否定态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其原因,或许在以下4点:
司马懿与曹操
政权的合法性不同。东汉末年诸侯并起、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混战不已,都想过一把称王称帝的瘾。此时,作为国家“法人”的汉献帝空有“天下共主”的头衔,却根本没有号令天下的能力,他的政令甚至在都城内都无法推行,真可谓“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见《三国志·卷一》注引《魏略》)。此时的汉朝已失去统治合法性,实际上已经灭亡。
但即便是如此,胸怀天下、心忧黎民的曹操还是愿意保留、保护汉献帝,并打着他的旗号剿灭群雄、统一中原,让东汉王朝成功地续命30多年。按照“能者居其位”的原则,作为帝国实际上的“法人”,曹操完全有资格称帝建国,这也符合大多数国人的期望,根本不存在任何篡逆的成分。所以,等到曹操事业的继承人曹丕代汉称帝后,史家便尊奉曹魏而非蜀汉为正统,由此可见一斑。
魏文帝曹丕
跟汉朝的终结不同,曹魏始终没有出现分崩离析、民心思乱的情况,其统治的合法性得到国内各阶层的一致认可,并不存在改朝换代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父子完全是凭借着各种不要脸、无下限的手段,完成了对曹魏政权的篡夺,其性质无异于强夺国家“法人”地位。纵观晋朝的创建过程,期间充满了太多的阴谋诡计、巧取豪夺和无情杀戮,正因得国历史如此不堪,被后世口诛笔伐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对待皇帝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古代中国,君臣大义是社会的普世价值,各种社会关系必须围绕这个前提进行构建,否则必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解体。而君臣大义的核心便是人臣必须忠于帝王,任何冒犯、忤逆皇帝的言行,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遭到世人的口诛笔伐。正因如此,尽管汉献帝只是一介傀儡,但曹操对待他真可谓仁至义尽,而曹丕称帝后,更是给予他最高标准的礼遇,开新朝之君善待亡国之君的先河。
司马懿父子剧照
反观司马懿,虽然在执政期间没有废黜魏帝曹芳,但他肆意专断朝政、清洗政敌,俨然是把小皇帝当成了摆设,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所作所为则更为可恶。司马师当政时公然废黜曹芳,而司马昭在掌权时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弑杀皇帝曹髦,开人臣弑君现象的“先河”。从对待皇帝的态度来看,司马懿父子的行为极其残忍,性质极其恶劣,如果不遭受后世的唾骂,简直没有天理。
对待反对者的态度迥异。如何对待反对者,既是考察一个政治家气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标尺。曹操在崛起、掌权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的政敌和对手,而反对他的名士更是大有人在,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危机,并屡屡将他逼上绝境。虽然如此,曹操却能守住“少杀、止杀”的底线原则,非到万不得已,不会杀死反对派,更不会将其灭门,而曹丕亦是如此。这是曹操父子的过人之处,屡屡为后世所称道。
曹操剧照
但在司马懿父子看来,既然要铲除对手,那么就应该把跟他沾亲带故的所有人都处死,而且不分主从、亲疏,直杀得对手人头滚滚、断子绝孙才满意。后世的政治斗争之所以没有底线,正因司马懿父子开了“先河”,而魏末晋初名士群体中,之所以会盛行放浪形骸、消极避世的现象,原因便是司马懿父子实施“白色恐怖”所致。正因如此,后世对司马懿父子痛恨不已,连带着对晋朝也不会有好感。
社会治理的能力差异很大。曹魏是在东汉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它的诞生终结了中原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使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被摧毁的社会生产得以恢复,文教事业得以存续,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来讲堪比“黄金时代”,这无疑增加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曹魏总能通过战争或外交途径化解边境危机,使中原免于蛮夷的侵略,同样值得后世称道。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反观晋朝,虽然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局面,但由于晋武帝的制度设计严重失误,刚一登基便大封宗室、子侄为诸侯王,并让他们统领重兵、镇守地方,结果造成诸王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不仅如此,晋武帝还忽视边境危机,允许五胡大规模内迁,由此给帝国种下灭亡的诱因。果不其然,晋武帝死后不久,大规模的“八王之乱”便爆发,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更要命的是开启了极度混乱的“五胡乱华”时期。
五胡十六国形势图
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双重打击下,风雨飘摇的西晋帝国崩溃,并在316年被匈奴人建立的汉赵灭亡。这个异常短命的大一统王朝,从创建到灭亡仅有51年时间,如果按统一中国的时间算起,则只有37年时间。由于晋朝如此短命,并且其灭亡给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史家对晋朝没有好感,后世对司马家充满鄙夷,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史料来源:《晋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