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两次大开杀戒，除了胡惟庸案还有哪件事

　　明朝洪武年间是刽子手难得的“职业黄金时段”，他们唯一的超级VIP客户便是朱元璋，动辄送来成千上万的人头订单。仅胡惟庸一案就砍了两万多个人头，刽子手本以为这已是最终纪录，谁知不过五年，朱元璋的杀气又卷土重来。

　　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触了龙鳞，朱元璋亲自在《大诰》中盘点他的罪行：私吞地方赋税;巧立名目捞钱;盗卖官粮并往仓库中注水充数，以致官粮全部腐坏……百姓叫苦连天，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怒不可遏，迅速成立专案组，秉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追查。

　　这一查不要紧，六部几乎所有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不乏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更是数不胜数。朱元璋才不管什么“法不责众”，下令统统诛杀!此案过后，中央各部只剩几个苦力小工，部长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当然，涉事的地方官也在劫难逃，法网撒到12个省份，堪称“举国覆灭”。

　　其中难免有“冤死鬼”，也有“吃瓜路人”被血光吓到，劝朱元璋手下留情，但他愤慨地说：“但凡谁有点恻隐之心，哪怕只是将此事密奏于我，我都不会要他的命。袖手旁观与作恶无异!”

　　一场诛杀过后，全国的“中产阶级”垮了，朱元璋的统治基础开始松动。各地乡绅人心惶惶，虽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但对告发及审理此案的官员提出质疑—在朝廷增设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及全国的背景下，郭桓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贪污如此巨款绝无可能，哪还需要等着御史来告发?况且，这种贪污大案参与的人越少越好，既能保密又能集中收益，怎会肆无忌惮地号召六部及地方官员广泛入伙?

　　朱元璋发现舆论不太对劲，忙出来收拾残局。他先是对此案定性，杜绝旁人乱嚼舌根，然后“大度”地说：“郭桓等人侵吞的官粮多达2400万石，如今我才追回700万石，你们就纷纷抱怨‘破产’，若我较起真来，你们恐怕更惨!”话虽硬气，他还是得妥协，于是，曾被委以重任的“专案组长”吴庸成了平息众怒的牺牲品，惨遭凌迟。

　　办完这两件事，朱元璋随即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终结。然而，贪污之风远没到终结的时候。几个涉案小官被挑断脚筋、挖去膝盖后留在军营里看管粮食，不到半年便贪心又起，再次干起盗卖粮食的勾当。朱元璋听说后叹息不已，生出深深的迷惘：我都下了这般狠手，怎么还止不住贪污?

　　帝王总是不擅长反省，其实很大一部分问题出在朱元璋身上。他向来对贪污深恶痛绝，常教导官员老老实实地守着俸禄过日子，还在《大诰》中语重心长地说：“俸禄如井底之泉，虽不能灌满整口井，却可长久不断地汲水。而贪污一旦事发，必将人财两空!”这段话被史学家称为“守井哲学”，本身没错，但关键在于这口井的流量必须足够大，至少不能让守在井边的人渴死。朱元璋显然不懂这个道理，他为官员定的俸禄普遍偏低，比如县令每月只能领到90石大米—他以为这足够县令一家吃喝，却没想到县令还得往来应酬、聘请师爷等，这些朝廷都不报销，如此一来，不贪污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况且，当时俸禄多以实物的形式发放，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根本换不了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贪官自然杀不干净。当然，恪守“守井哲学”的官员也不是没有，海瑞就算一个，带着全家“渴”得非死即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