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真的是一代名臣吗实则是宋仁宗带不动的​猪队友

日期:2023-10-29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说到范仲淹,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在北宋,文化领域的竞争可谓是神仙打架,堪称万世师表的文豪名家更是不计其数。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沈括,程颢,程颐等等,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旷世之才,百年难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毕生信奉的信仰。然而,人要想有所作为,不是空有一身的理想就能实现的。范仲淹虽然才华横溢文武双全,但他力求改革封建官僚体制,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宋朝,官员制度复杂多变,官僚贵族连带严重,任何人妄图以极端的方式改变现状时,必将导致大宋王朝行将多事。宋仁宗力图富国强兵,范仲淹拉开改革序幕

  北宋初期,赵匡胤为了解决流民、官员的安置,设立了很多的厢军(常备军),也设置了很多的虚职。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员势弱的北宋,是一个人人富裕、万民皆安的清平世界

  到了宋仁宗时期,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日益明显,官僚队伍严重饱和,办事效率急剧下滑,财政带负担巨大。军事上,西北的西夏和北方的辽国皆兵强马壮,边境战事频发,而厢军却多为流民,没什么战斗力。面对时局,身为千古明君的宋仁宗,当然不会置之不理

  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大军在李元昊的带领下,在三次大战中连续挫败宋军。可面对宋朝的经济封锁政策,李元昊深知,长此以往,北宋必然会通过贸易战对西夏经济造成更沉重的致命的打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元昊主动向北宋称臣,宋夏双方签订“庆历和议”。

  “庆历和议”之后,宋仁宗自觉改革之势迫在眉睫,于是便将范仲淹从西北前线调回了朝堂,拜其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并将改革的重担交给了他,至此,“庆历新政”拉开序幕。

  宋仁宗力图富国强兵,改革的初衷也是为了化解军事危机、降低财政支出、缓解社会矛盾,然而,范仲淹实施的时候却变了味。范仲淹自认为“因地制宜”的治国之策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自认为“因地制宜”的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重命令、推恩信”治国十策。

  这十条建议看起来个个都是治国良策,但是否符合北宋呢?老宋觉得,未必!

  其实这十条建议只说了两件事——抓权、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仁宗之前,国家不曾大兴劳役,宁愿花钱买和平也不妄动刀兵。封建官员队伍虽然庞大,但其实什么权利都没有,更不能发号施令

  对此,范仲淹认为,没有“实权”,就不能“搂钱”。针对“抓权”,范仲淹首先提出,一定要给各级官员任免权,这样官员才能打起精神来为人民服务。其次,要让当官的先富起来,给官员分配土地,还要发放补贴。最后,范仲淹提出,他本人一定要是最有实权的人,各地官员任命全凭他说了算。

  这第三条,在老宋看来,其实并不过分,毕竟是要改革,就一定要赋予改革者权力。只不过,范仲淹选拔人才的标准着实让人哭笑不得——谁能搂钱,谁就能当官。

  对于范仲淹以上三步治国之道,王夫之曾感慨到: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正是因为范仲淹的不当之举,社会矛盾不但并未缓和,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土地兼并,官员与民争富的现象也急速加剧。

  为了搂钱,范仲淹妄的第一步举措是,让货币贬值。他发行的“庆历重宝”可兑换市面上十个铜板,然而实际价值,只相当于原来的两到三枚。由于当时属于自由经济,市场根本不买账,于是,“铸大钱搂钱”的方针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第二步举措是,重农抑商。他在盐、铁、酒、茶等领域设立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

  范仲淹的第三步举措是,建立官营的信贷机构,这实际上就是用军费对外放贷。赵匡胤曾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志。然而,范仲淹却公开违背祖训,还自鸣得意的说:我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42万贯钱。而此举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透商业,扰乱市场。

  至此,“庆历新政”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第一波土地兼并。明军宋仁宗带不动的猪队友

  老宋在之前的文章中曾说过,土地在赵匡胤手中是最不值钱的。所以在仁宗之前,北宋也未曾出现过土地兼并的情况,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创新、创造、经商赚钱。然而,当范仲淹的治国方针被采纳,重农抑商、官营放贷以及让官员拥有土地等政策成功实行,使百姓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老路。

  庆历四年(1044),边事再起,仁宗借此为由把范仲淹派到了陕北。庆历五年,仁宗罢黜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并将“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部逐出朝堂。随着欧阳修被贬滁州,新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范仲淹有生之年也再未回过朝堂。

  好在大宋国运昌盛,宋仁宗也及时做出了补救,他任命包拯给范仲淹收拾烂摊子,并下令:官员购买土地一律不得超过30顷。这才给了百姓一丝喘息的机会

  总的来说,仁宗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并且也为范仲淹制定了指导思想,可真正实施的时候,范仲淹却顾头不顾尾。例如;面对冗官问题,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表面上看是精简官员,仁宗看后也采纳了,可实际操的时候,范仲淹却做的太过头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北宋的官员工资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北宋的经济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也就是说,对于贤臣良将而言,他们即便高薪,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范仲淹实施新政时,不但消减了冗官的俸禄,同时还消减了所有尽忠职守的官员的俸禄,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最重要的是,就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推行新法的主要人物,大多口号喊得很响,行动起来却又推三阻四。这帮人如此行事,还口口声声谈什么改革,在老宋看来,他们实则都是明君宋仁宗带不动的猪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