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的那个夏天到底热到了什么程度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

日期:2023-10-30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对“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在中国古代各类关于“酷暑”的记载里,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的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着实叫后人“看着都热”。

  那年的中国,热到什么地步?就连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都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连连叫苦:“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宋君荣还用当时的“拉谋氏温度表”,对北京的天气进行了测绘记录。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更对这些“测绘数据”进行了换算——这年七月北京的平均气温,高达40度。其中最为酷热的7月25日,温度也飙升到了44.4度。

  这个高温记录,是近三百年里中国夏季北方高温的“最高纪录”,至少没有“后来者”打破。

  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是更为恐怖的“热灾”景象。以宋君荣的叹息说,仅在北京城里,从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里,就热死了一万一千多人。虽然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药品,但“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依然成了常见景象。

  而在中国同时期的史料里,这场“热灾”可不止局限在京城里,其酷热程度也是触目惊心:同时期的山西“道路行人皆有毙者”。也就是人在街上走着,可能就会突然热死。天津地区“土石皆焦……人皆热死”。保定府“天气亢旱”。青城县“大旱千里……树木向西南辄多死”。也就是连树都给活活烤死。石家庄一带更是“日中铅锡销化”。可以说,当时的山东、河北、山西、天津、京畿各地,都几乎要被“热疯了”。

  可以说,这是清朝建国后,从未遇到过的“极端天气”。亦堪称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极少见的“极端天气”。

  虽然没有空调风扇,但清代的纳凉技术,已经很发达。京城里的冰块常年储备充足,各式“风扇”也技术成熟。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对于乾隆皇帝就不同了,他当时的心情,简直和天气一样燥热——这是一场关乎大清江山稳定的大灾。

  首先就是个“人心”问题,在古人意识里,但凡出现天灾,就意味着上天在“示警”。乾隆皇帝也在诏书里坦言“想因朕躬之缺失与用人行政之失宜”。谣言也随之泛滥,好些大臣还见缝插针,把责任甩给自雍正年间起的各类“新政”,甚至建议乾隆“恢复陋规银两”。如此火上浇油,自然把乾隆气的不轻,大骂这帮人“悖理上道”。

  但对于此时乾隆来说,比这些“谣言”威胁更大的,却是与“酷热”一同袭来的恐怖旱灾。

  这场“极端高温”带来的破坏,不止是各地“热死”的民众,更是袭击京畿的罕见大旱:酷热仅仅持续了一个夏天,但旱灾却从乾隆八年夏天折腾到次年五月,范围波及京畿以及直隶各县,几乎就是大清朝的“心脏”地带。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蜂拥进入北京。稍微有个闪失,特别是一旦激出民变和瘟疫,这“康乾盛世”时代的大清朝,就将遭受重重一击。

  幸运的是,此时的清王朝,刚刚经过雍正帝十三年铁腕改革,不但吏治正空前廉洁高效,国库储备也十分充足。之前应对“热灾”时,就是有条不紊:清王朝不但拿出了大量冰块药品,还拿出了一万两白银发给九门,专用对抗酷暑。这才叫一度人心惶惶的京城,迅速稳定下来。而面对接下来的旱灾,此时的乾隆皇帝,也并非多年后的“十全老人”模样,还是个十分务实的青年帝王,迅速未雨绸缪

  于是,在旱灾刚刚爆发时,乾隆帝就已经调拨了四十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各地的受灾州县,也迅速进行“勘灾”,所有受灾州县的人口,要按照“极贫”“次贫”造册登记,然后进行“普赈”。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地,也广设粥厂,用以安置各地流民。为了防止爆发瘟疫,是年十一月,还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疏散隔离。

  但即使这样,到了高温过去的乾隆八年秋天,京畿地区的流民也是人满为患。于是清王朝也启动了景州土城工程,招募流民前往做工,以这种“以工代赈”的模式,尽可能减轻京城流民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以往灾害中出现的“冒领”“哄抢”等闹剧,清王朝这次还“凭票管理”:官府颁布《散赈条规》,所有的灾民按照年龄性别籍贯领取票证,然后去饭厂“凭票支领”。所以哪怕灾民爆棚,赈济依然有条不紊。

  到了次年,清王朝更以“地方官劝导”“官借牧费”“出借麦种”等方式,帮助这些灾民重返家园。捎带手还重拳狠砸,一面大量供应市场米粮,叫不少借机哄抬米价的奸商破产,一面法办了一批趁火打劫的牙商。对于各级官员也严厉督查。凭着这一番冷静应对,到了次年,大部分的灾民都平安回家,生产开始恢复,一场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极端天气灾害”,大清就这样有惊无险扛过去。

  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却没有太多“存在感”。因为,由于清王朝的正确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这场“酷热”,并未给清王朝“伤筋动骨”。客观来说,这一年的乾隆帝,乃至大清王朝,也确实为后世留下了一场“抗灾典范”——只要能够以最冷静的应对和最坚决的执行,消除一切天灾里的“人祸”。即使是极端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可以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