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场真的是越有能力越好吗?其实不然

日期:2023-10-30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古代官员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业务,比如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刑狱等常规工作,又比如水利、漕运、剿匪等非常规工作,哪一件不要求其具备相应的业务能力?但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员似乎都是全能王,抓教育、管财政、负责军事,甚至把吏、礼、兵、刑、民、工六个部门的职务做个遍,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他们真的样样精通吗?

  古代并没有针对行政或者做官的专门教育,有的只是儒家理论教育。所以读书人初入官场,对于实际工作内容,完全是一窍不通,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导办公。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而皇帝考虑问题的首要出发点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不是业务能力。宁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异心的人才,是专制帝王用人的不二准则。这样,帝王用人和官员办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政治第一,业务第二。于是,“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谁还真正重视业务工作?

  如果官员都重政治轻业务,那么,业务成绩(政绩)不好怎么办?这就涉及业务考核了。

  既然皇帝用人的标准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那么考核起来自然是先讲政治,再看政绩了。如此,对皇帝忠心耿耿、对维护体制稳定有用的官员,定然能稳坐泰山乃至平步青云。“德才兼备”,“德”为先,“才”只是锦上添的花。这里,“德”的标准就操纵在皇帝手中了。

  《清稗琐缀》记载,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们却浑浑噩噩、颓废得很,每天早晨到所在的衙门报个到,不到中午就回来了,称之为“上衙门”,至于有多少时间在衙门、都干了些什么,自己都无所谓,也没有别人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上司的喜好、衙门职位的空缺和党同伐异的权力争斗。这些官员绝大多数年年考核合格,部分人还考核优异,该享受的待遇一样都不落下,该升迁的照样升迁。在这样的环境中,还会有几个官员去扎扎实实地干业务,追求政绩呢?

  既然业务考核形同虚设,那么业务上真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古代官员的应对措施很简单:依样画葫芦。所谓的葫芦,第一是指“故事”—惯例、传统和前任们的做法,第二则是权力上端的心思、好恶和言行。虚应故事也好,揣摩上意也好,本质都是敷衍。不求真正解决问题,只希望把问题早点糊弄过去。

  如果出现亟待解决的突发问题,既没先例可循,又没有上司意见,官员该怎么办?有下属、幕僚们出谋划策清朝地方父母官都有幕僚班子,少不了有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处理政务,有的还有书启师爷处理文牍,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书吏、门子、随从,可以囊括方方面面的政务。到后来,官员连负责领域的制度条文、惯例乃至上司的意见和命令都懒得记了,统统推给幕僚,遇到难题随时“征询”“顾问”,把幕僚的意见当作决策,下达执行即可。

  到这时,真正维持各个衙门运转的,不再是满腹八股文章、几年一任“周游”各个职位的官员老爷们,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门工作的胥吏差役们,以致出现“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的局面。

  反过来说,古代官员真的没有必要去认真刻苦地钻研具体政务,因为当官这个活实在太简单了。不过,市场有市场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逻辑,官府只要不横征暴敛,不妄加干涉,经济就会自然发展,社会也会自然进步。要相信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力量,政府公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官员的庸碌无为,有时未尝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