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为什么会让武后参政原因是什么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唐高宗为什么会让武后参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唐高宗昏庸懦怯，很多人都把这当成定论。似乎继唐太宗贞观之治以后不久，便是武则天的统治，高宗不过是其傀儡。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李治虽不及其父聪明神武，但决非昏庸懦怯之辈。他在位34年，其历史地位是应该承认的。

　　即位后表现颇为能干。

　　唐太宗共14子，其中长子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李承乾“好声色，慢游无度”，又有足疾，唐太宗不太喜欢;李泰善文词，有著述，唐太宗很喜爱，曾“面许立为太子”。于是，李泰有夺嫡之计，贞观十七年，承乾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太宗认为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为使群臣拥戴，他就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商量，立晋王为皇太子，群臣也认为“晋王仁孝，当为嗣”。可见，唐太宗选择李治为皇太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以太宗之英明，是决不会让一个昏庸懦弱的儿子继承帝位的。

　　唐太宗把李治立为太子以后，便训练其执政能力，此外，还向李治传授统治经验。要李治求贤纳谏，不要压榨百姓过甚，告诫他：

　　“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以后的事实证明，高宗是牢记太宗的教诲的。

　　高宗勤于政事，唐太宗自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以后，至十三年病重以前，每三日一临朝而高宗即位以后每天都临朝，高宗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

　　第一、即位之初便鼓劢臣下进谏。

　　高宗说: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从此每天引刺史10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高宗虚心求贤纳谏，遇事与宰臣们商议。

　　第二、赏罚分明。

　　当时滕王李元婴(高祖之子)、蒋王李恽(太宗之七子)权势很大，肆意搜刮民财。高宗赏赐诸王帛各500段，唯独不赏赐滕王、蒋王，使二王甚感惭愧。

　　第三、处事果断。

　　永徽三年，吴王恪(太宗之子)与高阳公主(太宗之女)、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及驸马都尉薛万彻等人图谋夺取帝位，高宗发现后立刻命宰相长孙无忌追查，将房遗爱、薛万彻等斩首，令吴王恪、高阳公主自尽。

　　第四、豁达大度，虚心纳谏。

　　永徽五年七月，高宗又一次要官吏上书言事。这年十月，唐雇雍州41万人筑长安外城，一月内竣工。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说，汉惠帝修长安城，不久就死了;今又修城，必有大不幸。宰相于志宁认为景宣言涉不顺，请高宗杀了他。高宗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进谏杀了，恐绝言路。随后宽恕了他。

　　第五、继续推行均田制。

　　贞观末至永徽初，土地兼并有加剧趋势，高宗下令禁止买卖口分田、永业田。这样，户口显著增加，物价也较便宜。贞观时户不满300万，至永徽三年达380万。

　　第六、保持国力强盛，维护国家统一。

　　永徽元年，高宗令右卫郎将高侃击突厥车鼻可汗，追至金山，大获全胜，诸部尽降。高宗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十都督十二州加以管辖。。二年七月西突厥酋长、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磨，自号沙钵罗可汗，侵扰四邻州县，杀掠数千人。高宗立即命令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率军讨伐，六年五月，又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显庆二年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统率唐军冒着大雪昼夜兼行追获沙钵罗，平定西突厥，并在西突厥故地设置蒙池、昆陵二都扩府，加以管辖。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

　　上史实表明，唐高宗并不昏懦。

　　那么唐高宗昏懦的说法怎么来的?

　　唐高宗“昏懦”说，来源于《新唐书》。

　　《新屠书》记载宰相褚遂良因反对高宗立武氏为皇后，遭到贬逐，他上表自白，叙述自己册立之功，顾命之重，乞高宗哀怜。而高宗

　　“昏懦，牵于武氏，讫不省”。

　　武则天执政后，

　　“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亦懦昏，举能钳勤，使不得专”。

　　可见《新蘑书》“昏懦”说的主要根据是高宗受制于武后，但这个根据地本身是经不起史实检验的。

　　其一、贬逐褚遂良等人，是磨高宗亲自决定的。

　　永徽初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辅政，代表元老派势力，高宗年轻气盛，不甘心受二人左右，借皇后废立事件贬逐二人，是其矛盾激化的必然结局。褚遂良反对废掉王皇后，是因为“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反对立武昭仪为皇后，是因为武氏出身寒微。当时褚遂良以顾命大臣自居，态度极其蛮横。高宗大怒。武氏尚未立为皇后，竟在皇帝、大臣面前气势汹汹，口出不逊之言，似不近情理。以后褚遂良求赦免，高宗不同意。由此可见，高宗贬逐褚遂良是因为他“悖戾犯上”，触犯皇威。

　　《新唐书》说这是由于高宗“昏懦，牵于皇后”，缺乏事实根据。

　　其二、高宗委政于武后，也是出于本人的意愿。

　　高宗因病委政于武后，是由于武后“处事皆称旨”，二人有共同的政治见解。高宗对武则天的信任至死不变，遗诏

　　“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即可证明。

　　高宗亲自处理涉外事宜及重要内政。

　　史实充分说明，麟德元年以后，武则天虽已参与政事，但有关涉外大事仍由高宗亲自处理。根据《旧唐书》等的记载，如：

　　麟德二年正月，吐藩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并求赤水地畜牧，高宗不准。

　　乾封二年四月，由于对外战争频繁，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大臣劝谏：“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高宗采纳，令减厩马数千四。

　　总章元年二月，侍御史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返还，高宗亲自召见，询问唐军征高丽战争情况。

　　咸亨三年四月，高宗召见吐蕃使者，询问吐蕃风俗，并遣责吐蕃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侵扰凉州，随即遣使臣去吐蕃。

　　上元元年正月，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陂地，高宗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并发兵讨新罗。

　　永淳元年四月，高宗召见夏州都督王方翼，商议边事。

　　十月，吐蕃入侵河源军，军使娄师德率兵还击，八战八捷。高宗立即任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说：

　　“卿有文武方，勿辞也!”

　　重大内政也还是由高宗亲自掌管，并无昏庸之举。实际上高宗直至临死以还在处理政事。弘道元年三月，宰相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高宗闻知恼怒说“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可见高宗在死前的几个月，仍亲自掌管朝官的任免大权。说高宗晚年因病有些昏懦，也难成立。高宗所患之病是“风疾”，“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风眩头重”|有人认为是高血压，有人认为是极度精神衰弱;“目不能视”则无疑是眼睛高度近视并非盲人。无论哪种解释，都说明高宗的病症对智力没有多大妨碍，所以到晚年也并不糊涂。

　　高宗具有广博的学识。

　　高宗在学识方面，也颇有修养。他勤奋好学，擅长书法，史学家是众口一词的。此外，高宗还注意维修和保护建筑艺术。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永微五年高宗下令重修外郭城，由工部尚书、大画家兼大建筑家阎立德亲自设计，雇百姓4万余，

　　板筑三十目而罢，九门各施观(城门楼)”，而“明德门至一门五观”，

　　使长安城更加宏伟壮丽。京城万年县门楼，是隋代著名建筑师宇文恺所造。开耀元年，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嫁薛绍，隆盛异常，酒宴遍及县衙。公主嫌县门狭窄，准备拆毁。高宗闻之，立即下令禁止。县门本是一个不大的建筑，并且已用过数十年之久，高宗还特令保护，足见对宇文恺建筑技巧的高度重视。高宗还是修订《唐本草》的发起人。

　　高宗不迷信“神仙”，不求长生不老药。在这一点上比他父亲聪明。贞观末年，唐将王玄策从天竺带回一名僧人，自称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后因药未合成，被太宗放还。高宗即位后，此人又来，高宗当即斥逐：

　　“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

　　唐高宗李治在位34年(649—683)，生产在发展，疆域有开拓。他的聪明才智虽不及太宗，但并非昏庸无能，他让武后参与政事，也非出于儒弱，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我们应当对他统治时期的全部言行加以详细考察，不能仅仅根据宋人对他的片言评语，便认为他是昏庸之君，毫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