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两次行刺晋文公，最后竟然被晋文公原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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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常理来说，晋文公应该非常痛恨寺人披，这主要是因为寺人披在奉命替晋献公和晋惠公追杀当年还仅仅是晋国公子的重耳时，表现得过于凶狠：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

　　也不能怪晋文公会记仇，这个寺人披的表现也太过分了，晋献公明明让他过一个晚上再去刺杀重耳，而他竟然一刻都不耽误，立刻就跑去完成任务。第二次，晋惠公让他去狄国暗杀重耳，命他三日内赶到，结果他马不停蹄，昼夜兼程第二天就到了目的地。虽说两次刺杀都没有成功，但是毕竟重耳与他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何一定要这样苦苦相逼呢?

　　所以说重耳完全有理由记恨寺人披，所以他在成为晋文公后，给了寺人披一个“公使让之，请辞焉”的待遇，也就是派了一个人去斥责他，并让他赶紧走人。按理说面对曾经执意要杀害自己的仇人，晋文公没有下令斩首，而只是斥责后，把他赶走，应该是非常仁义的做法了。

　　面对这样的情形，寺人披应该知趣领情，有多远走多远，别招现任的老大心烦才对。可是这个寺人披却不是一个一般的下臣，为了取得晋文公对他的原谅，他居然大义凛然地为自己申辩了：

　　臣谓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

　　寺人披说：“我以为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已经懂得为君之道了，如果您还是没有懂得的话，那恐怕还是会大难临头的。严格执行君王下达的命令，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作为臣子的本分，奉命为君王去铲除他厌恶的人，自然应当倾尽全力。况且您当时只是个逃亡在外的人，并不在国君的位置，我作为一个受过宫刑的内侍，服从君主的命令，竭尽全力完成任务，这是普天下的侍从，都应该遵守的礼法，我又有什么错呢?如今您成为了国君，难道您就能保证不发布类似以前蒲城和狄城的命令吗?当年管仲没有追随齐桓公的时候，曾经用箭射中了齐桓公的衣带，但是齐桓公并没有因此责怪管仲，而是依然拜他为相，您今天如果与我这样一个忠于主命的下臣计较，恐怕会令天下人耻笑，会让很多贤达之人离您而去。”

　　事情最后的结果是，晋文公觉得寺人披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尽释前嫌，原谅了他，更为重要的是，寺人披还就此向晋文公密报了吕甥、郤芮密谋纵火焚烧宫殿，害死晋文公的计划，救了晋文公的性命，算是将功补过了。

　　对于寺人披的所作所为，人们一直都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他这个人见风使舵，并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典范，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寺人披处事，能够搞得清楚自己的位置，对事不对人，对待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下属。

　　毕竟世界上乐于对上司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人并不少，而能做到，特别是在统治核心中做到不站队、不拉帮派、保持中立不参与党争的人却并不多，况且寺人披在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逻辑清晰，有敢于向上级表达立场的勇气、智谋和口才，也不能不承认，他也是一位难得的，专注于做实际工作的人才。

　　至于晋文公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则更加是可圈可点。作为政治家，他不以个人的私利作为决策的依据，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从人尽其用的角度出发，认同了寺人披的观点，不再去追究过往的恩怨，并因此得到了寺人披带来的情报，不仅再次逃过了一场政治阴谋，保全了性命，稳定了政局，从这点来说，他确实不失为一位胸怀宽广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