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三国志的记载为什么没有写进去 司马氏当权下陈寿又不是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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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司马懿是三国时期一位智高谋深的才俊，唯独在阳平关受到诸葛亮“空城计”的疑惑，聪明反被聪明误，贻笑千古。试设身处地为陈寿着想，在司马氏当权的西晋，写这样一件事，不是找死吗?

　　引言

　　“诸葛亮空城退仲达”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布，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根据裴松之《三国志》记载：“195年，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山东金乡出发，前来攻打曹操，当时曹操“兵皆取麦”，城中留守兵力不足千人，曹操便让随军女眷到城墙上去站岗，留守军队“悉兵拒之”。吕布见敌兵不多，惟恐曹操设有埋伏，便向后退了十余里。第二天再来攻打时，曹操果然在“林木幽深”的南堤设下了埋伏，并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据此认为《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就是由此生发而来。只不过是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而张冠李戴，挪移到了诸葛亮的头上。

　　一、 “空城计”于史有载

　　其实，查三国以来的史料和《三国志》裴松之有关资料，并参证《三国志》《晋书》中相关人物传记，“空城计”确实是发生在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把“空城计”写入史书的，是西晋初期的王隐。他在《蜀纪》中写道：“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

　　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的第三件事说的就是“空城计”：“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遁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据《晋书·王隐传》记载，王隐的父亲王铨，曾出任过西晋参军;在元帝太兴初年，被召“为著作郎，令撰《晋史》。王隐奉诏撰史，受家庭及时代因素影响，他对这段历史颇为谙熟。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对所用史料据实采录。《宋史·裴松之传》记载，在陈寿完成《三国志》约130年后，时任南宋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深得宋文帝的欣赏，被赞为“此为不朽矣”。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就使用上文的这些文字，表现出王隐《蜀纪》的尊重。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空城计”是于史有载，且出于信史。

　　二、 裴松之的质疑

　　裴松之在引用了王隐《蜀纪》“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后，并对王隐所记载内容提出了质疑。裴松之说：“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裴松之的这一小段评论，看似乎颇有道理，实则明显漏洞。一是，裴松之对司马懿举兵伐蜀时间理解有误。诸葛亮初屯阳平的时间是在公元227年。《三国志·曹真传》就有太和四年魏举兵伐蜀的记载：“(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这次出兵始末在《三国志·后主传》中也有记载：“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谷，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这两处记载，显然是同一时间的同一件事：即230年，曹真和司马懿分头出发，共攻汉中。以此而论，怎么能说“至曹真死后”，司马懿“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呢?而且就是在这次魏军出兵蜀国的过程中，司马懿和诸葛亮在阳平相遇了。只不过是因为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而没有交兵罢。

　　二是裴松之对司马懿轻易退兵的质疑失之孤立片面。“宣帝即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这一问的确击中了要害!试想：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少有的智谋之士，在这儿为什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须知，《三国志》多处写到曹真、司马懿冦蜀时，因雨被朝廷诏回的事儿，如上文所引《曹真传》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妨大胆推断，即使诸葛亮不用“空城计”，司马懿也可能会因为朝廷降诏而被召回。那么，司马懿这次回军，到底是因为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还是因为受诏还军?抑或是兼而有之?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在司马懿接到班师诏书时，大军已经接近了阳平。并且得到侦查兵的报告，说诸葛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于是，司马懿就想趁便取事，以期轻而易举地拿下阳平。可是，当他兵临城下时，却亲眼目睹了诸葛亮的种种异常表现，不觉又起疑心，一向以谨慎著称的司马懿惟恐中了诸葛亮预设的诱敌深入计，就没敢贸然进城，而是在疑窦重重中悄然退了军。诚如裴松之所说，此时的司马懿完全可以“设防持重”“围它三天”但这样无疑就会背上“抗旨不尊”的罪名。司马懿在别无选择之时只好退兵!

　　三、 《三国志》未写“空城计”的原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少年时在蜀汉时出仕，当时宦官黄皓专权，许多朝臣争相谄媚依附于他，唯独陈寿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屡遭贬黜。在为父居丧期间，又因受到陷害而被贬责。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蜀主刘禅降魏。因此陈寿一直被闲置在家。两年后，司马炎篡魏立晋。司空张华欣赏他的文才，举荐他为孝廉，当了著作郎，出补阳平侯。

　　陈寿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重复，随类相从”，于公元274年在阳平侯任上完成了《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基于对诸葛亮一生事迹的了解和研究，他还写了一篇表，对诸葛亮作了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既肯定他是三国时代的“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也指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不足，直言诸葛亮“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推而知之，陈寿对诸葛亮的一生行迹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既然郭冲知道诸葛亮包括空城计在内的的五件事，想来陈寿也必然知道，那么，他在撰写《三国志》时，为什么对“空城计”一事只字未提?须知，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一位智高谋深的才俊，唯独在阳平关受到诸葛亮“空城计”的疑惑，聪明反被聪明误，贻笑千古。试设身处地为陈寿着想，在司马氏当权的西晋环境中写这样一件事，不是找死吗?

　　参考文献：

　　《三国演义》

　　《三国志》

　　《后汉书》

　　《资治通鉴》

　　《晋书》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