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如何为多尔衮进行平反的揭秘乾隆为他平反的整个过程

　　乾隆如何为多尔衮平反的，是很多人要的问题?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顺治七年(1650年)，叱咤风云的多尔衮在古北口外喀喇城去世。

　　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已经亲政的顺治皇帝便随即对多尔衮展开了疯狂的清算与报复，多尔衮不仅被“削爵、撤庙享、罢宗室、籍财产入宫”，就连其坟茔也没能保全，被顺治扒坟掘墓、挫骨扬灰，与此同时，其党羽也尽数被清除，多尔衮就此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多尔衮最终得以平反昭雪，“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

　　而纵观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平反的整个过程，以及他所罗列的理由和使用的话术，绝对是逻辑清晰、思维缜密、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堪称“教科书”级别，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学习与品味。

　　短短两个月，多尔衮就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去世，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之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郑亲王济尔哈朗提议，由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承皇位，豪格和多尔衮也表示同意。

　　就这样年仅5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这便是历史上的顺治皇帝。与此同时，经由议政王大臣议会推举，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出任辅政王，共同扶保幼主，其中济尔哈朗为第一辅政王，多尔衮排位其后。

　　而多尔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断打压其政敌和对手，进而逐步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大清王朝实际的统治者。

　　此时的济尔哈朗，自知谋略与权术上的能力不及多尔衮，于是选择了退让，算是主动将自己置身于多尔衮之后，让多尔衮掌握了朝堂上的绝对话语权。可多尔衮依旧对济尔哈朗是穷追猛打，并且以济尔哈朗建筑府第逾制，擅自使用铜狮、铜龟、铜鹤等为由，将其踢出了辅政序列，改由自己的弟弟多铎接替其出任辅政王。

　　而对于礼亲王代善家族，多尔衮放过了已经年迈体衰、不问政事的代善，却对其子瓦克达、满大海等人进行了打压，极力限制两红旗势力的发展。

　　至于豪格，多尔衮则是下了“死手”。起初，多尔衮本想借豪格言语中伤自己的事情就将其置于死地，最后是因为顺治皇帝“涕泣不食”，豪格才得以保全了性命，但是也被贬为庶人。随后在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又网罗罪名，将西征张献忠得胜、就此立下不世之功的豪格下狱，进而将其折磨致死。

　　而在不断打击政敌的同时，多尔衮也不断抬升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

　　一方面，他不断扩充自己手中的实力，除了吞并掉豪格手中的正蓝旗外，他还大肆任用出身于两白旗的将领与官员，培植党羽势力。

　　另一方面，多尔衮还一再要求顺治皇帝对其进行加封，从辅政王，到叔父摄政王，再到皇叔父摄政王，直至最后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权势和地位已然凌驾于顺治皇帝之上。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于古北口外的喀喇城。而尚未完全掌权的顺治皇帝，在两白旗官员和将领的“胁迫”下，只得遵照这些人意愿，追封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清成宗，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然而，伴随着济尔哈朗直接闯入多尔衮府邸，抢回被其带回家中的皇帝玉玺和印信，并主动拥立顺治皇帝亲政，对于多尔衮的清算工作也就此展开。

　　济尔哈朗联合在多尔衮专政时期同样受到打击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人联合向顺治皇帝上奏，控诉多尔衮的“十六大罪状”。

　　“以此思之，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并将臣等重加处分。”

　　此时早已对多尔衮心存不满的顺治皇帝，亲自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宗室、籍财产入宫”，并将仅仅下葬两个月的多尔衮扒坟掘墓、挫骨扬灰，其党羽也尽数被清除，多尔衮就此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其实，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时候，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等人就曾上疏，希望顺治皇帝能够念在多尔衮的功勋与贡献，恢复其名誉和地位。可顺治不仅没有批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涉事人员全部罢官免职，并且发配至宁古塔。

　　至此之后，便再也没有人提及为多尔衮翻案的事情，直至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主动为多尔衮进行了平反昭雪。

　　乾隆为多尔衮平反，绝对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演绎。

　　自乾隆皇帝登基开始，他就不断在对此前诸多备受争议的重大事件进行处理和重新定论。特别是对于在他的父亲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惩治过的宗室成员，乾隆几乎都予以了平反，包括为三阿哥胤祉追赠谥号，释放十阿哥胤䄉以及十四阿哥胤禵并重新授予爵位，就连自己的兄长弘时，乾隆也将其恢复了其宗室身份。

　　可以说，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在此基础上，乾隆皇帝经过慎重的考量，最终决定为多尔衮进行“翻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正式发布诏书：

　　“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其时世祖尚在冲龄，未尝亲政，经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而也正是这样一份诏书，彰显了乾隆极高的情商与出众的政治能力。

　　首先，乾隆对多尔衮进行了一番夸赞，对其功劳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这样一来，就为给多尔衮平反奠定了一个主的基调，况且这些肯定的言辞出自皇帝之后，大臣们也不好予以反驳，多尔衮的正面形象就此得以重新树立。

　　而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强调的是“奉世祖车驾入都”，将顺治皇帝也牵涉其中，强调多尔衮对于顺治本人的价值与作用，可以就此让那些想要搬出来顺治谈“祖训”的人就此闭口。

　　其次，他把首要责任推卸到了苏克萨哈身上。

　　“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

　　苏克萨哈，曾经是多尔衮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亲信，然而，也正是他在多尔衮去世后，迅速“叛变”，转而帮助济尔哈朗等人对多尔衮及其部众进行了检举和揭发，这才使得顺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将多尔衮集团一网打尽。苏克萨哈也凭借着此为顺治所信任，进而出任了议政大臣之职，并在顺治皇帝去世后，成为了扶保康熙的四位辅政大臣。

　　然而，苏克萨哈如此“卖主求荣”的行为，遭到了朝中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不满，包括曾遭受过多尔衮惩治的索尼、鳌拜等人，他们对于苏克萨哈是极为不屑，这也使得苏克萨哈的名声一直非常的不好。

　　所以，乾隆皇帝找了苏克萨哈当成一切的“始作俑者”，不仅合情合理，同时也不会引发太多的异议，就此将矛盾的焦点予以了转移。

　　再次，乾隆强调，多尔衮有错，但并不是大错。

　　“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

　　乾隆对于多尔衮有谋逆之心这一说法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同时，乾隆也说出了多尔衮的“过错”，那就是：

　　“摄政幼年， 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

　　乾隆的意思在于，正是由于多尔衮的擅权专政，引发了顺治皇帝以及朝堂上下的恐慌，这才是多尔衮最大的“罪过”。可以说，引发恐慌相较于有谋逆之心，多尔衮的“罪责”已经是轻了许多了。

　　并且乾隆还强调，清算多尔衮的时候，顺治皇帝年龄还小，是“诸王定罪除封”，这样一来，就将顺治的责任摘的干干净净，反而是让济尔哈朗等人背上了“黑锅”。这无疑也是在说明，清算多尔衮并非顺治的“本意”，而他为多尔衮平反，也就不算是“不敬祖、不尽孝”了。

　　最后，乾隆认为多尔衮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期间其所遭受的经历，让人倍感同情，如此一来其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不该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

　　就这样，乾隆皇帝成功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并且下令为他修复坟茔，“追谥曰忠，补入玉牒”，恢复其“和硕睿亲王”封号，由其后代袭承，并将让配享太庙的殊荣。至于多尔衮曾经的那个“成宗义皇帝”的庙号，则是彻底无法再恢复了，而他的这个“忠”的谥号，无疑也是在对多尔衮没有谋逆之心的又一次的肯定与证明。

　　与此同时，受到多尔衮牵连而被降为郡王爵位的多铎，也被重新恢复了“豫亲王”的封号，并被给予了“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的至高评价。而乾隆皇帝借由为多尔衮“翻案”的契机，最终厘定了“铁帽子王”的传承世袭，恢复诸王最初封号，并将爵位世袭罔替的制度明确颁行。

　　乾隆为多尔衮平反，除了要自我标榜，更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

　　就在乾隆皇帝为多尔衮进行平反的同时，也为受到他父亲雍正迫害，进而被削宗夺爵、圈禁至死的两位康熙皇子，即八阿哥胤禩和九阿哥胤禟，进行了翻案。

　　“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

　　而乾隆之所以会在这一时间段内，接连掀起一阵“翻案狂潮”，是因为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当事人皆已去世，矛盾也逐渐缓和，故而可以对其进行重新的评价与定论。

　　不仅如此，乾隆还“自视甚高”的认为，如果这件事情他不办理，那么以后就再没有人“敢”去行平反之事了。

　　“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

　　但这都不是乾隆最为根本的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维系皇权统治的稳固。无论是为多尔衮、多铎“翻案”，厘定“铁帽子王”制度，并且敢于“推翻”自己的父亲雍正皇帝的决定，为自己那一众参与了“九子夺嫡”并受到惩治的叔叔们进行“平反”，乾隆的目的都要对宗室成员进行安抚与拉拢，从而极力维护皇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而在这之后，乾隆又组织编修《贰臣传》、《逆臣传》，重新审视李永芳、孔有德、洪承畴、吴三桂等这样的降官降将，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却对其气节进行批判，为的便是弘扬忠君爱国的精神，以引导社会舆论与思想走向。

　　与此同时，乾隆还为包括袁崇焕在内的一批“抗清名士”进行了高度赞扬，在歌颂其气节精神的同时，抨击的是明朝末年的皇帝昏庸与官场黑暗，强调“明亡清兴”的历史必然，从而打压民间“反清复明”的热情。

　　由此可见，为多尔衮等人平反以及他此后的一系列“翻案”举动，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标榜，昭显自己的“仁君”想象，更为重要的是，乾隆正是要通过这样的怀柔手段，维系自己皇权统治的基础，这才是他的根本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