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11-0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魏忠贤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心腹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自缢于煤山,成就了“君王死社稷”的身后美名。
临终之际,朱由检留下了一句推卸罪责的话:“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而陪在身边的王承恩,却给出了一句让人难以理解的感慨:“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王承恩口中的“忠贤”,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九千岁”、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奸臣”之一、天启年间的“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
历史上的魏忠贤有多坏?崇祯皇帝称其“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梁启超称其“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蔡东藩先生称其“恶贯满盈,中外切齿”。可就这样一位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的大奸臣,为何能得王承恩如此赞许,为何能影响到明朝国势的发展?
我们先来看下魏忠贤当权时,大明王朝的具体表现:
1、这一时期,朝廷的防御重点在辽东地区,“龟缩山海关”的决议被推翻,孙承宗率军向关外推进;而后,接替孙承宗督师辽东的袁崇焕,在关外打了几次漂亮的胜仗,甚至一炮将后金之主——努尔哈赤轰到重伤不治。
2、这一时期,关宁铁骑满员满额,粮饷充足;皮岛军队不但不需要精简,毛文龙甚至还可以大肆开展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硬是将皮岛打造成了军事重镇,有效钳制了后金东部地区的多座城池。
3、这一时期,袁崇焕构筑了著名的“关宁锦防线”,从宁远到锦州,几乎所有的城池都被翻新、加固。火铳、战车、地雷、炸弹,甚至连“红衣大炮”这等先进武器也被搬上了城头。
如此背景之下,大明军队几乎一直在压着后金的八旗军队打,努尔哈赤、皇太极、阿敏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败绩。这一时期,皇太极也只能暂时龟缩于盛京,不敢轻易出手。
如此一片大好的关外局势,自然离不开强大的财政支撑。那么,魏忠贤哪来的钱呢?
并没有像崇祯皇帝那样,从穷苦百姓身上掏银子,而是将手伸向了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恢复了万历末年被废黜的工商税、海税等。
如此举动,辽东地区的将士们自然欣喜,不用被搜刮殆尽的百姓自然欣喜,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为魏忠贤修建“生祠”的高潮。注意,这并非为魏忠贤翻案,在所有的“生祠”修建中,就属辽东将士和河南百姓修建的最为用心。为什么?就是因为魏忠贤保证了辽东将士的钱粮供应、一手打造了当时的大好形势;就是因为魏忠贤非但没有给百姓加赋税,反而在河南受灾时,下令“免除赋税、由内库拨款赈灾”。
只是,魏忠贤的所作所为伤害了当时最大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东林党”。这个由“江南士大夫”组成的势力集团,不为国家兴亡担心,不为战场局势担心,更不为朝廷财政担心,他们担心的就只有一个:不能让朝廷在江南地区收税,因为那里都是我们投资的企业。
于是,“东林党”和他们口中的“阉党”不共戴天,视魏忠贤为死敌。所以,崇祯皇帝刚一登基,“东林党”便借着新皇集权的天赐良机,一举将魏忠贤扳倒,重新掌控了朝廷的话语权。
“东林党”的圣地——东林书院
“东林党”掌权后,大明朝廷又变成了什么模样?
江南地区的工商税、海税再次被废黜,朝廷的财政收入全部转移到了北方地区百姓的身上,在正常的赋税外,还增加了著名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废除富庶的东南税收,却派军队到贫困交加的西北旱区、灾区加赋、征税,这就是被后世评价为“道德楷模”的“东林党”!
除此之外,“东林党”还主张对后金讲和,甚至认为辽东将士对局势的有效控制就是劳民伤财;对农民起义则是“得过且过”的暧昧态度,一力主张“招安”,让起义军逐渐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逢此乱局,“东林党”除了极个别的清官外,几乎人人贪腐,拼命捞银子、准备后路。
看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崇祯皇帝也不傻,为什么就非得听“东林党”的摆布,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征收税赋吗?
别忘了“东林党”是干嘛的?他们可是靠“嘴”吃饭的文人、士大夫,久润官场的老狐狸,论讲道理,天下绝对难逢对手。但凡崇祯皇帝有点伤害到“东林党”利益的举措,这些人不把崇祯皇帝说的愧对“二祖列宗”、愧对大明江山都不算完。
于是,崇祯皇帝便被“东林党”限定在了一个圆圈内,在圆圈内,你就是千年难遇的英明君主;出了圈,你就是无道昏君,就是败坏祖宗江山的历史罪人。于是,崇祯皇帝变成了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可怜观众,眼睁睁地看着“东林党”上演着一幕幕祸国殃民的大戏。
有诸多后世学者认为,崇祯朝的大明军队之所以在辽东地区节节败退,无外乎一个“钱”字。因为财政困难,让崇祯皇帝畏首畏尾,甚至疑心重重,将唯一可能改变局势的袁崇焕凌迟处死;因为财政困难,辽东将士缺粮缺饷,难以为继,又该如何面对如狼似虎的八旗军队!因为财政困难,崇祯皇帝只能同意朝臣精简地方机构的建议,其中将明朝直接推翻的李自成就是这次精简范围内。
朝廷没钱,但几乎掌握着大明财政根本的“东林党”有钱啊!可等到崇祯皇帝向这些“忠臣”、“楷模”伸手要钱的时候,他们几乎全是一样的回答:
臣是清官,臣没钱;你杀了我,我也没钱!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周皇后的父亲,崇祯皇帝的国丈,“东林党”的代表人物——周奎,面对崇祯皇帝的“捐款”要求,却向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要来5000两银子,还自己扣下了2000两,向朝廷“捐助”了3000两。可等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却从周奎手中搜刮出三百万两白银之巨。国丈尚且如此,其余朝臣的表现,可想而知。
这就是魏忠贤和“东林党”之间的区别,魏忠贤从来“不讲道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哪里有钱,哪里能弄到钱,我就朝哪里伸手。什么忠奸、道义、名声、影响,大明王朝倒了,一切都是空谈。只不过,崇祯皇帝直到被逼上煤山,才想起自己的哥哥——天启皇帝临终交代的那句“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才觉察到“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皆为奸臣所误”。
行文至此,不禁感叹,历史还真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如何书写、如何篡改,甚至如何抹黑,全由胜利者说了算。后世对于魏忠贤“奸臣”形象的认定,很大程度上来自《明史》;而《明史》则由清初文人集团书写;而清初的文人集团,原“东林党”又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魏忠贤到底是何种形象,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