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曾镇守明朝边境的大明忠将，最后善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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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兵的人大多都知道这样一句顺口溜——“瞎参谋、烂干事”，讽刺的是部队中某些不务正业，只知道媚上欺下的机关人员，而这种人正是一线的指战员们最为鄙视和不屑的角色。

　　虽然这句话有它的实际意义，但在真正的战争中，“参谋”这个职位却是极为重要的：他们不仅负责收集、整理、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资料和信息，为指挥员提供参考，还要向所属的部队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是联系指挥中枢和前线队伍的关键。

　　实际上，从古代起，我国的军队中就有类似参谋的角色。我们非常熟悉的“长勺之战”中，曹刿对齐鲁两国军力的判断、战斗时机的把握，就起到了参谋的作用。至于后来三国中的郭嘉、荀彧等一干所谓“谋士”，不仅在战时出谋划策，还要在和平时期作为政府官员理政，所谓“上马提兵、下马领民”，可称为“兼职”的参谋。

　　随着历史的演进，出现了“幕僚”这一角色，这些人不吃朝廷俸禄，而是由文武官员自行雇佣，相当于私人顾问。这种情况，到了明清两朝更加普遍，无论大小官员，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

　　实话实说，在明清两代的幕僚群体中，基本上以“猪队友”居多——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这些人真有本事和学问，那肯定都去应试做官了，何必要干这个呢?——这些人平时出出歪主意还行，真要是打起仗来，恐怕是不太灵光。

　　当然，干这行的人多了，总会出现几个例外的。明朝的头号怪才徐渭徐文长，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玩得转，不仅诗文书画是古今绝品，还曾经辅佐闽浙总督胡宗宪，在平定“嘉靖倭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代传奇“参谋”徐渭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然而，老天爷可能是觉得“参谋”的工作还需要人来继承，于是，就在徐渭去世的后的第二年，明代的另一位优秀参谋诞生了，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茅元仪。

　　一、“身弱而魂强”的少年

　　万历二十二年秋天，茅元仪出生在河南南阳淅川县，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淅川县令茅国缙，祖父则是当时颇有盛名的藏书家、文学评论家茅坤，至今仍在沿用的“唐宋八大家”这一说法，正是来源于茅坤所编写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据记载，茅元仪虽然自幼体弱，幼年时还差点因为生病夭折，但茅坤非常喜欢这个孙子，在茅元仪七八岁的时候便亲自教授他《尚书》等儒家经典，“十一岁学为制举文，十三四学为古文词”，走的是一条非常标准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但蹊跷的是，茅元仪虽然出身在官宦之家、又家学渊源，但他却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官宦子弟一样走上仕途，反而在战场上大展身手，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当翻看茅坤的简历时，我们似乎发现了答案——茅坤虽然以文出名，但从他27岁中进士到44岁罢官还乡这十余年官场生涯中，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以武官的身份出现的，先后担任过广西兵备佥事、大名府兵备副使等职务，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茅坤也曾是胡宗宪幕僚中的一员，与徐渭是同事。

　　所以，这样一幕是很有可能发生过的：当夕阳西下，茅坤和茅元仪祖孙俩结束了一天的功课后，祖父便会给孙子讲述自己年轻时跟随着胡总督、徐军师，在东南边境抵御倭寇、保家卫国的那些金戈铁马，以及戚继光、俞大猷等一代名将的八面威风。而年幼的茅元仪便是在此时，知道了什么是家国天下，什么是匹夫有责。

　　在这样的熏陶下，茅元仪慢慢成长起来，虽然他的身体还是一贯地多病：“自七八岁，即岁一病，病必三四月始起”，但在这个病弱之躯中，所蕴含的却是一颗极为强大的心灵。

　　万历三十五年，茅国缙在任上病故，第二年，年仅十四岁的茅元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湖州。就在这一年，湖州遭遇大灾，太守召集当时富商、乡绅捐款赈灾，却是无人响应。就在这时，年仅十四岁的茅元仪站了出来，“垂髻奋袖”、“散家粟万石贩荒”，湖州太守称赞他：“鲁子敬不是过也!”，将他与“指廪赠粟”的鲁肃相提并论。

　　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竟能有这样的豪气与魄力，恐怕是与他祖父茅坤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的。

　　二、从“落榜生”到“兵学家”

　　茅元仪慷慨解囊赈济灾民的事情，很快就传扬开去，一时间，茅元仪好好地过了一把“名人”瘾。

　　但是，历史证明，“名气”在科举考试中往往起到的是“负”作用，从柳永到唐寅，栽在“年少成名”上的人数不胜数，茅元仪自然也很难逃出这个怪圈。

　　从万历三十九年到天启元年的十年间，茅元仪参加了4次科举考试，全部名落孙山，失败率百分之百，“点背”至极。

　　应试之路蹭蹬，茅元仪也是郁闷到不行。第四次落第后，他还一气写了名为《不第》的十首组诗，好好的发泄了一番。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个人才居然屡试不中，科举考试真是不公平!”但在我看来，至少这最后一次落榜，茅元仪一点都不冤：因为，就在这一年，他潜心三年编纂而成的兵书《武备志》终于面世了。

　　——别人都在苦读经史子集，茅元仪却躲在家里编兵书，他要不落榜，那科举考试才真是不公平!

　　实际上，在明代，文人写兵书一度成为时尚，但大部分的兵书的水平相当一般，与“纸上谈兵”的赵括高明不了多少。

　　然而，茅元仪虽然也是“纸上谈兵”，但他谈出了水平、谈出了高度、谈出了思想——仅从篇幅来说，这部《武备志》有240卷之多，200余万字，对明朝之前近两千年军事思想和著作做了一个大总结，堪称是当时的军事百科全书。

　　据记载，茅元仪仅在编纂时所参考的各类典籍就达到了两千多部，包含军事原著、历史地理学、兵器学、医药学、占卜学、农业学等诸多门类，甚至连许多武术图谱都有相关记载，为研究古代军事保存了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此看来，茅元仪屡试不中，虽然对他自己来说是命途多舛，但对后世诸多学者来说，的确是一大幸事。

　　这部《武备志》甫一面世，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茅元仪这个名字再次在朝野之中传扬开来，许多朝野重臣纷纷推荐他入朝为官。据茅元仪写给当时内阁首辅韩爌的《上韩蒲州相公书》中自述，《武备志》面世后的两年里，他“奉明旨十二，特允用者数四”，称得上是一大“红人”。

　　虽然受到多方举荐，但茅元仪却都一一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这些举荐他的大臣，绝大多数能力实在是平庸至极，简单来说，就是“瞧不上”!

　　三、伯乐与千里马

　　在茅元仪看来，自己就好比是那匹羁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只有伯乐才能发掘出自己真正的价值。

　　幸运的是，茅元仪并没有等待太久——天启三年，兵部尚书、蓟辽督师，人称“明末第一文帅”的孙承宗找到了他。自此，茅元仪正式走上了他“参谋”之路。

　　在跟随孙承宗的数年时间里，茅元仪不仅帮助孙承宗“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协助打造了大名鼎鼎的“关宁防线”，还在南方四处建造舰船、招募勇士、筹建水师，成为了孙承宗的重要助手之一。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重兵突破遵化，直逼京城。在这个危机关头，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孙承宗，让他镇守京城的最后防线——通州。

　　当时，后金军已经绕过通州，逼近北京。孙承宗与茅元仪等二十四骑，轻装穿过后金军队的包围圈，进入通州，四处招揽军队，最终成功将后金军击退。

　　在这场被称为“己巳之役”的战争中，茅元仪作为孙承宗的“高参”之一，无疑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明末那种乾坤倒置、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就连孙承宗自己都难以自保，何况茅元仪这个小小的“参谋”呢?没过多久，他就被解除了恩赏的副总兵职，发配到了福州“戍边”。从此，茅元仪便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报效朝廷、施展胸中所学的机会。

　　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进犯，孙承宗在故乡高阳县奋起抗敌，以致殉国。得知这一消息，茅元仪感到报国无门，郁郁寡欢，终日纵酒泄愤。崇祯十三年，茅元仪在愤懑中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清军入关后，茅元仪由于没有功名，又曾参与过抵御清军的战争，被清朝史官们“选择性遗忘”，而《武备志》也一度成为禁书，直到道光年间才得以解禁，再次面世。

　　在明末的乱世中，茅元仪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其人、其事、其书，都值得后人铭记和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