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是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为何后世的评价却颇有争议

　　刘歆(约公元前四六年至公元后二三年)字子骏，汉哀帝时为应诚纬而改名秀，字颖叔。刘向少子，西汉皇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刘子骏集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至于《易》的流传，西汉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款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歌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如历代某些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其实，《左氏春秋》流传至战国末期，已逐渐地加上“礼也”、“非礼也”、“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评论。至于《左传》中所谓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并非刘歆伪造。这就是说，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进而着重“发明”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不仅件”章句”，而且讲“义理”。这样，《左氏传》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章句”与“义理”皆备，成为汉代《春秋》学的一家，可与《公羊传》和《毅梁传》相抗衡。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说他“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汉书·刘歆传》)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不过是用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王莽传下》)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