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先秦儒学的继承者，汉代新儒学的奠基者

　　古代历史上英雄人物辈出，董仲舒的故事大家听过吗?

　　一、致力叶春秋曳杂糅百家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他年少刻苦好学，曾以三年不窥园、而悉心研究《春秋公羊传》等儒学经典，这在中国学界誉为佳话。景帝时任博士官。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诏先后三次对策，进献著名的“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武帝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主要著作有：《举贤良对策》3篇、《春秋决事》10卷(已佚)和《春秋繁露》17卷82 篇。董仲舒致力于《春秋》和《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和阐发，并与当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相联系，这既成就了他自己的公羊春秋学大师的名誉，也使公羊春秋学受到西汉当政者的高度重视，使之成为显学。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乃至黄老法名思想所形成的一个儒学新体系。这是中国儒学演变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董仲舒基于王道和霸道皆本于仁的儒家政治思想，又利用阴阳五行说进行论证，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主宰人类社会，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人的行为(主要指帝王的行为、措施和宗教仪礼)能够使天改变原来的程序安排。

　　恢复宗教化的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主旨。利用常人所见到的自然之天的形象，把自然之天神秘化，使之具有仁爱、尊贵的性格，用神秘化或人格化的神灵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在董仲舒看来，“天，仁也”，而仁又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所以仁就是神灵之天，或者说最高的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就是来源于神灵之天。

　　将阴阳五行伦理化是“天人感应”的重要内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二十多篇文章集中讨论阴阳五行，把其中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5点：(1)阴阳五行从属于天，体现着天的意志;(2)阴阳交错，形成四时和情绪;(3)五行之间比相生而间相胜;(4)五行与东南西北中五方和四季及四时相配;(5)阴阳五行具有伦理品格。这些观念在先秦的阴阳五行说中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尤其是《吕氏春秋》的 “十二纪”中更为系统。董仲舒则吸收了前人的观点，更加赋予它们以伦理人格的色彩。他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说：“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渚授之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忠孝之行也。”董仲舒还进一步把仁、义、礼、智、信强加于五行，在《五行相生》篇中，把五官与五行相比附，说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种官职取法于五行，司农尚仁，取法于木;司马尚智，取法于火;司营尚信，取法于土;司徒尚义，取法于金;司寇尚礼，取法于水。若五官效法五行行事，便能和谐相顺;若违反了，就会发生相克相逆的后果。同时，董仲舒将阴和阳也进一步伦理化，提出“阳尊阴卑”、 “阳贵阴贱”的说法，阴阳两气基于寒暖的性质，便有了夺予、戾仁、急宽、恶爱、杀生等道法的或伦理的性质了，它们与五行一样，被董仲舒伦理化了。

　　天与人之间在“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神秘的通道，以天为主动而以人为受动，达到最终的谐和融浑，即“天人合一”。神灵之天是最高主宰，执掌人类社会的一切，君主只能按天意行事，作了神灵之天的代言人或执行者。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原理，着重说明人是天的副本或缩影，人的形体和精神均于天的某些特征相似，如天有春夏秋冬四季，而人有喜怒哀乐四感，而这天与人之间是相通的、合一的：春气喜，夏气乐，秋气严，冬气哀;人得春气因而博爱容众，得夏气因而盛养乐生，得秋气而能立严成功，得冬气因而哀死悲恸。人与天就是这样的感应，也就在这神秘通道上达到协调合一。

　　三、三纲五常人应天意

董仲舒按人性将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而“中民之性”是作为主要对象来研究的。董仲舒看重教化的作用，在他看来，“圣人之性” 是先天至善至美的，不必教化，“斗筲之性”则是先天至恶至丑的，又不可教化的，而真正值得教化的就是“中民之性。”因为他们有“善质，而未能善”。有“善质”，因而有可能通过教化使之向善乃至极善;“未能善”，因而必须进行教化才能使之向善，否则就会走向“斗筲之性”。很明显，董仲舒的人性论，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立，而与荀子相近，但又与其“性恶”相异。他与荀子都强调教化对塑造人格的重要作用。教化的理想结果，就是使人向善、向天。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新儒学思想体系中，天的本质决定人的本质，天的意志主宰人类社会，所以他进一步把伦理准则和人格规范归结于天，通过教化使人能感应天的意志，按天的意志办事，更具体地说，就是“三纲五常”。董仲舒通过神秘化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三纲五常”是出于天的，是天意，人们必须遵守。因此，他认为教化人的主要准则就是“三纲五常”。人的行为、言语符合 “三纲五常”，就说明其“中民之性”已然向善，甚至达到了至善。

　　在“阳尊阴卑”、“阳贵阴贱”的基础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进一步推论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事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里说明君臣是天地关系，夫妇是阴阳关系，父子是四季关系，而天地关系和四季关系归为阴阳关系，所以他进一步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渚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并强调“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各为其上阳。”阴只能对阳起配合作用，不能与阳相并;阳居主导地位，阴居辅助地位，这是永恒不变的天意，因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永恒不变的天意。这就是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同样，董仲舒又把仁、义、礼、智、信配人五行，以仁配木，以智配火，以信配土，以义配金，以礼配水，论证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三纲”一样，皆是神圣的天意，是永恒合理的。“三纲五常”，就是他用以教化民众和检验民众向善程度的准则和标尺。

　　四、君权神授三统循环

董仲舒将人与天、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纳入一个整体的循环系统，将天、自然神秘化、人格化、神圣化，再由天、自然来论及人、社会。由此，他说明了大一统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大一统和君尊是天、自然的预兆和代表。天、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它以阴阳五行的交错互生而永恒不灭，那么复录和代表天、自然的人、社会也是以阴阳五行交错而永恒存在，这就生发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 和“天之道终而复始”的天人宇宙论图解。

　　继承战国末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基于 “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天之道终而复始”，又提出“三统” 的历史循环论，“三统”就是黑统、白统和赤统。据史载，夏朝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农历十二月) 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寅月以黑色为上色，因此夏朝为黑统;丑月以白色为上色，商朝为白统;子月以赤色为上色，周朝为赤统。历史的变化，就是三统的周而复始。汉代继周而起，应以寅月为正月，色尚黑，这就叫做“改正朔，易服色”，用这种办法标志一个新的统治者重新受命于天。历史就按黑统、白统、赤统相交替，周而复始，演示社会的盛衰蜕变。但朝代的更迭，只是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因为它们都基于天、源于天，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朝代君王可变，然而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就是因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董仲舒“三统”的历史循环论，最终归结为“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命题。

　　五、得失同在毁誉并存

　　董仲舒作为先秦儒学的继承者和汉代新儒学的奠基者而载入史册。“天人感应”的新儒学体系，将天与人、自然和社会囊括其内，开启了原始儒学的视野，也转扭了传统儒学的发展方向。他的基本思路，是将人天、社会自然纳入自己研究的系统之内，将天、自然神秘化且人格化，再由天、自然论及人和社会，将神秘化和人格化的天视为宇宙的最高主宰，视为人、自然的渊源，从而在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互通之中来建构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会图式。他的思想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体系，他对自然社会、天人的解读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文化的特点。既是神秘，就势必充满了一些不清晰的东西，因此后世对它的诟骂和赞誉也就都隐藏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