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自刎”之说遭到质疑项羽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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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是个骁勇无双的大英雄，唐代大史学家房玄龄之父房彦谦曾把他的骁勇与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蚩尤相提并论。

　　后世这样盛赞项羽，说他是“世界之怪杰也，具并吞八荒之心，叱咤风云之气;勇冠万夫，智超凡俗;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敌邦闻之而震魄，妇孺思之而寒胆;百世之下，犹懔懔有生气，岂仅一世之雄哉!”

　　壮哉，项羽之神勇，千载罕见。

　　但项羽却是个失败的英雄。

　　他主要败在三个地方：一、鸿门宴放走了刘邦;二、机械遵守鸿沟协定;三、错误建都于徐州。

　　所以，项羽败得相当不甘，死前一再仰天大吼：“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饶是如此，他仍却能从容面对死亡，乌江自刎，一腔英雄浩然之气塞满天地。

　　清代女才人李晚芳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嗯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

　　此语不虚也，太史公以雄奇之笔写项羽，当项羽纵横天下之时，“喑恶叱咤，千人皆废”，谁人能与之争锋?

　　但其写项羽之死，细观其以惊心动魄之笔勾串楚歌夜警、虞兮悲唱、阴陵失道、东城快战、拒渡赠马、赐头故人等一系列情节，又何尝不是《史记评林》中所说的“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

　　霸王别姬、乌江自刎，千古传唱。

　　然而，1985年2月，安徽省定远二中的教师计正山撰写了一篇题为《“项羽并非自刎乌江”,而是“死于定远”》学术论文，该文在《光明日报》发表，里面的“‘项羽并非自刎乌江’，而是‘死于定远’”的观点，引起了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其庸先生的关注。

　　冯其庸先生一直跟踪着这个历史课题，并于2005年11月亲身前往定远，邀请计正山一起实地考察了项羽当年垓下败逃后的路线，写出了《项羽不死乌江考》、《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二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

　　在二文中，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西楚霸王项羽并非自刎乌江，而是被杀死于东城(即今安徽省定远县)。

　　冯其庸先生乃是国学泰斗级的人物，他的论点一出，影响巨大，恍如一块巨石激起千层浪，激发了全国性学术讨论。

　　2007年7月10日，计正山也在《江淮时报》关于“项羽并非死于乌江”的文章，说这是“与国学大师冯其庸22年的考证”共同所得的结论。

　　史学界因此出现了关于项羽是“自杀还是他杀”的热烈讨论和研究。

　　2008 年11月15甘至18日，中国史记研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安微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和县项羽与乌江文化研究室联合主办的项羽学术讨论会在安微和县召开，重点讨论了项羽乌江自刎的问题。

　　网络上纷纷扬扬，则冯其庸先生之说，喧嚣尘上，几有成定论之势。

　　其实，冯其庸和计正山两人否定太史公“项羽自刎于乌江”之说的最大依据，就在于《史记》有两处地方提到了项羽死于东城。

　　严格地说，《史记》中有三处提到项羽之死。

　　一是《项羽本纪》中“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乃自刎而死”。这一大段文字明确点出项羽丧生的地点是在乌江。。

　　二是《高祖本纪》中写的：“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即项羽被追杀到了东城，被“斩首八万”。

　　三是《樊郦滕灌列传》里所记：“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楚军将吏。”

　　这三处，只有一处是说项羽“欲东渡乌江”，尔后“自刎而死”;两处是项羽兵败于东城，其一是被“斩首八万”;另一是“五人共斩项籍”。

　　东城古城遗址在现在的安徽定远东南，与乌江之间约距二百四十华里。

　　在冯其庸和计正山两人看来，项羽要么死在乌江，要么死在东城古城;而从垓下之围时项羽尚有十万大军，且项羽死前又数呼“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按这种情况看，他是不服输的，不大可能抛弃这十万大军只领几百骑出逃。那么，《高祖本纪》中写的“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和《樊郦滕灌列传》写的“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楚军将吏”更靠谱。至于项羽领二十六骑在乌江江畔“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的自杀式败亡，根本不可信。

　　冯其庸和计正山两人均认为，“项羽自刎于乌江”之说是太史公为美化项羽而在单篇为项羽作传时的向壁虚造，事实的真相应该是项羽身死于东城。并且，项羽并非不可战胜式而以“自刎”方式谢幕，实是被王翳、杨喜、吕马童、杨武、吕胜等五人乱刀分尸，活活砍死。

　　这么说，貌似有一定道理。

　　王翳、杨喜、吕马童、杨武、吕胜等五人各持项羽尸体残块回向刘邦请功，五人被分封为侯，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可以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中得到证实。

　　按照《项羽本纪》的说法，他们是在项羽死后抢尸邀功，这功劳的水分未免有点大，封侯有点过高了;而按《樊郦滕灌列传》的说法，他们是杀敌邀功，居功至伟，封侯更合理。

　　不过，冯其庸和计正山两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关于项羽殉难的地点，《史记》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樊郦滕灌列传》三传所说的“乌江”和“东城”，其实都是同指一个地点，即乌江亭。

　　为什么这样说呢?

　　必须要说明一下，乌江亭不只是一个亭子，汉承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里面中说了：“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游徼。”

　　即亭是当时县下属一个行政单位。

　　而乌江亭当时就是东城县下属行政单位。

　　查宋代乐史所编《太平寰宇记》中有明确记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舟待羽处也。晋太康六年(公元二七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

　　同样是宋人欧阳忞所著的《奥地广记附札记》也载：“乌江本素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

　　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描述得更详细：“乌江本乌江亭，汉东城县，梁置江都郡，北齐改为密江郡，陈临江郡，后周乌江郡，隋改为县。有项亭。”

　　冯其庸和计正山两人之所以把“乌江”和“东城”理解为两个地点，他们是把《高祖本纪》、《樊郦滕灌列传》中提到的“东城”直接理解成东城县县城了。

　　殊不知，太史公著史，在记大事时，有把县城名泛指为该县地域的习惯;只有写细节时，才会特别标识出小地名。

　　《高祖本纪》、《樊郦滕灌列传》所说的“东城”就属于泛指，指的是在东城县县境内发生的事。

　　《项羽本纪》属于细写，所以特别点出了事发地点是在东城县县境内的乌江亭。

　　所以，《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樊郦滕灌列传》所说的“乌江”和“东城”其实都同指乌江亭。

　　这个问题，稍微琢磨一下就很容易理解了，按《项羽本纪》里的说法，项羽从垓下逃到东城县境时，身后只有二十八骑，那么，他们是应该往东城城堡里逃呢，还是往乌江方向逃?

　　逃东城城堡，是等着汉军来个瓮中之鳖吗?

　　其实，《项羽本纪》的文中已经点明了：“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必须是往乌江逃啊。

　　另外，要注意一下，项羽“欲东渡乌江”之前，刚刚进行了一场“东城快战”。

　　关于这个“东城快战”，是发生在东城城堡附近呢?还是发生在乌江亭附近呢?

　　东汉班固《汉书项籍传》在这场“快战”中补充了一句话：“于是，引其骑因四隤山而为圆陈外向”。

　　这个四隤山，离乌江江畔不过三十华里。

　　所以，项羽殉难的地点就是在东城县县境内的乌江亭!

　　还有，《项羽本纪》写项羽进入东城县境之前，曾出现了一句：“至阴陵。”

　　这个“至阴陵”也不应该理解为进入了阴陵县县城，而应该理解为进入了阴陵县县境。不然， “至阴陵”之后“迷失道”、“乃陷大泽中”之句就会被理解成阴陵县县城中有一个大泽了，显然，这是不对的。

　　当然，冯其庸先生也是曾考虑过把“乌江”当成县下属的行政单位“乌江亭”来理解的，但他认为“乌江在汉代属历阳”。他的依据是《元和郡县图志》中出现有“乌江县，隶历阳郡”的记载。但他没看清楚人家完整的一句话是：“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置乌江县，隶历阳郡。”即从晋太康六年开始，乌江才属于历阳。实不应该根据这条记载推出“乌江在汉代属历阳”的结论。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九江郡，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县十五：寿春邑、浚遒、成德、柘皋、阴陵、历阳、当涂、钟离、合肥、东城、博乡、曲阳、建阳、全椒、阜陆。”

　　即阴陵、历阳、东城都是九江郡辖下的县。

　　正因为乌江亭属于东城县，所以太史公才会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写“追项籍至东城”。如果乌江亭属于历阳县，那么太史公的写法自然会写成“追项籍至历阳”。

　　至于冯其庸和计正山两位先生怀疑太史公是在美化项羽，东汉班固却在《汉书》里这样评价《史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看到了吧?刘向、扬雄都是汉大学问家，都说“其事核”，即《史记》的记载是准确的，可以称之“实录”，不存在向壁虚造。

　　想想看，楚汉战争距离太史公的时代不过六七十年时间，如果楚汉事叙述有违事实，那早有人提出来了。

　　对于太史公班所记史事，班固曾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

　　即《史记》中楚汉战争的史事多取于《楚汉春秋》。

　　《楚汉春秋》为陆贾所著，应该是可靠材料。

　　陆贾是很早就追随刘邦，“居左右，常使诸侯”的著名辩士，他曾经因为讨论《诗书》一事顶撞过刘邦，使刘邦“不怿而有惭色”，并为此事著作了《楚汉春秋》，目的是总结历史存亡之理，以供刘邦治理国家时参考。

　　所以说，刘邦是读过《楚汉春秋》的——《楚汉春秋》所记之事是不应该存疑的。

　　还有，《楚汉春秋》一书是在南宋时期亡佚的，班固写《汉书》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有读过《楚汉春秋》。如果他们看见《史记》所记与《楚汉春秋》所记相抵牾，一定会在自己的著作中进行考修正。

　　前面说了，《汉书项籍传》就对《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东城快战”增补上了“引其骑因四隤山而为圆陈外向”一语，表明所谓的“东城快战”具体应该叫“四隤山快战”。

　　司马光也通过考辨，补充了《史记项羽本纪》中没标明的垓下之战的时间是“十二月”。

　　至于《史记项羽本纪》中几乎被《汉书项籍传》和《资治通鉴》一字不动地照抄的段落、文字，都是信得过的史实。

　　当然了，被冯其庸和计正山两位先生以及众多网友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四隤山快战”时，项羽“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的神勇情节;乌江刎前，项羽与吕马童慷慨激昂的慷慨对话。

　　他们认为，这些细节写得太精彩了，仿佛作者亲临其境，让人不敢相信。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四隤山快战”中，被项羽“嗔目而叱之”，“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的赤泉侯与太史公是很有渊源的。

　　项羽在乌江自刎之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即这赤泉侯就是杨喜。

　　杨喜有个儿子叫杨敷，杨敷有个儿子叫杨殷，杨殷有个儿子叫杨敞。

　　注意哈，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

　　也就是说，杨殷是司马迁的亲家。

　　杨殷从祖父、父亲那儿继承了赤泉候的爵位。对于这爵位的来历，他自然一清二楚。

　　他的祖父杨喜为华阴人，曾是旧秦军的郎中骑士，全程参加了追击项羽军事行动，是历史亲历者，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毫无疑问，对杨喜而言，参加垓下之战，追击到乌江斩杀项羽的战绩，是足以让他吹牛吹一辈子的大事。

　　这里面的所有细节，他乐意给所有人讲，更乐意对自己的儿孙讲，而且百讲不厌。

　　杨殷会把自己从祖父、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详细给亲家司马迁讲。

　　那么，太史公司马迁写这些故事和细节，写得如同亲睹也不足为怪了。

　　有人怀疑，杨喜在对他们讲述这些故事和细节时会有夸张。

　　如果夸张，则里面被杨喜被项羽“嗔目而叱之”，吓得“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的情节就可以不提。把项羽自刎说成是被杨喜等五人乱刀砍死那更加威风。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这些故事和细节接近于真实。

　　那么：项羽自刎于乌江就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