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为何从原本可能名垂青史的中兴之主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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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83年8月，大唐帝国的第九位皇帝唐德宗在位期间，发生了一起令后人瞠目结舌的奇异战事。

　　这一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而唐德宗派去平叛的大将哥舒曜却出师不利，被李希烈困在襄阳，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中央直属的神策军主力正在北方作战。手中无兵可用的唐德宗只得派泾原(今甘肃、宁夏一带)节度使姚令言出兵救援。

　　然而，这支泾原军在行至长安附近时，居然转了向，直扑长安而来。猝不及防的唐德宗只得仓皇出逃。在出逃时，他身边除了一百多名亲眷和宦官之外，只有四百多护卫跟随，称得上是狼狈之极。

　　这一事件，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唐朝历史上，皇帝逃离首都避祸的事件一共发生过三次。这三次事件，唐德宗都赶上了，也实在是倒霉到家了。

　　话说回来，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为什么会激化成兵变呢?原因相当简单——皇帝没钱。

　　作为堂堂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德宗居然混的如此惨，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这场兵变的来龙去脉后便能发现——唐德宗有此一难，基本是自作自受。

　　革新之主

　　平心而论，无论从个人能力和心胸抱负上，唐德宗起初的确可以当得起“英明强干”四个字。

　　唐德宗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4岁时，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他与自己的曾祖父唐玄宗等一起逃出长安，虽然一路上经历了不少苦难，但年轻的李适却因此得到了难得的磨砺和锻炼。

　　20岁时，年轻的李适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取得了不少功绩。叛乱平息后，他得到了“画像凌烟阁”的殊荣，成为了有唐一代的诸多名将之一，也是其中极少数的皇族成员。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年号建中。在即位之初，唐德宗雄心勃勃，以扭转唐王朝的颓势为己任，也的确做了许多有益之事。据《旧唐书》记载，唐德宗力行节俭，在即位的前一个月里，就免除了各地进贡皇室的多种玩物和特产;在困扰唐朝的宦官问题上，唐德宗行雷霆之法，对贪腐的宦官严惩不贷;他还实施了著名的“两税法”，使朝廷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

　　可以说，唐德宗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他还是保持了一个明君的形象的。如果能够继续平稳的发展下去，那么，唐朝的中兴也许就会进一步提前了。

　　然而，泾原之变的爆发，让唐德宗之前的努力成为了泡影。因为在他的中兴之路上，盘踞着无数巨大的阴影——藩镇。

　　帝国的肿瘤

　　藩镇，原本只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而设立的，规模只在几百人上下。玄宗时期，唐朝与外族的交战更加频繁，为了确保边境稳定，唐玄宗进一步扩大藩镇规模，设立了节度使一职，并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指挥官演变成为集地方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土皇帝”，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在唐玄宗年间，节度使原本只有十位。但在平乱期间，为了防止叛军坐大，朝廷不得已在内地也开始建立藩镇、任命节度使，最多时，各地节度使的数量接近五十名。这些藩镇占据了唐王朝从边疆到内陆大片地区，朝廷直属的地区则日益减少。

　　按照唐朝律例，唐朝的地方税收除各地州、县两级所必须的行政费用外，其余的要上交朝廷。但随着藩镇越来越多，各地税收的绝大部分都被藩镇以养兵的名义截留了下来，朝廷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来越少了。

　　更为奇葩的是，虽然各地藩镇的军费都来自国家税收，但如果朝廷要跨地区调动藩镇的军队，还要额外向藩镇支付一笔高额的“出界粮”。如此一来，国库入不敷出，财政自然是捉襟见肘。

　　自取其祸

　　看着藩镇日渐强大，希望重振国威的唐德宗自然是心急如焚，削藩的心思也油然而生。

　　建中二年，成德(今河北、山东一带)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以往的惯例，朝廷会按照前任的要求任命新的节度使，实际上将节度使这一职位变成了世袭制。

　　然而在有意削藩的唐德宗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唐德宗率先出手，打破了这一惯例——拒绝任命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任。随即，恼怒的李惟岳带领成德军，并联合魏博、淄青、山南东道三镇，起兵反叛。

　　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动手，从来都是一个技术活，绝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从汉朝的七国之乱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概莫如是。

　　显然，唐德宗的历史成绩是不及格的。按照正常的套路，在自身实力不济时，应当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在有能力致对手于死命时才能真正动手。急于求成，所带来的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

　　很快，唐德宗就尝到了苦头。在出兵平叛之前，掌管财政支出的度支使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前来叫苦：国库储备只够维持几个月的军费，如果想要多支撑半年，就得向长安商人借款五百万缗(一千文为一缗)，您看着办吧。

　　据《新唐书》记载，唐德宗初年实施两税法后，中央的全部财政收入不过九百五十万缗。想要在短时间内凑齐五百万缗，当然难于登天。

　　但战端已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为了支付高昂的军费，唐德宗任命户部侍郎赵赞开征新税。在赵赞的主持下，唐德宗年间臭名昭著的“货柜税”——强制借用长安钱庄里百姓的存款，最高25%、“间架税”——房产税，凡是有房屋的都要交税、“除陌钱”——商品交易税，每笔交易都要收5%的手续费——等一系列苛税新鲜出炉。

　　在将民间搜刮一空后，唐德宗终于在北方勉强撑住了局面。然而，当淮西节度使反叛后，出兵的泾原节度使向他讨要“出界粮”时，唐德宗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

　　于是，援军变成了叛军，志在削藩的唐德宗终于还是被藩镇逐出了长安。

　　讽刺的是，进入长安的叛军喊出了废除“货柜税”、“间架税”的口号，竟获得了长安居民的欢迎。剪除藩镇的手段居然被藩镇反过来利用，估计唐德宗怎么也想不到吧。

　　贪钱皇帝

　　这场藩镇的叛乱持续了四年，才慢慢平息下来。虽然这场叛乱不如“安史之乱”的规模巨大，但也给本就日暮西山的唐王朝以沉重的一击。而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唐德宗，将一个原本可能名垂青史的中兴之主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

　　据史书记载，逃出长安后，保卫唐德宗的士兵曾要求他发放棉衣，然而唐德宗居然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只得将宗室亲王身上的金饰拿去变卖，才补上了这个窟窿。

　　在钱上吃了大亏的唐德宗痛定思痛，将原本的雄图大志都扔到了脑后——不是没钱就办不了事吗?那就拼命捞钱吧!

　　于是，唐德宗转变了。他开始接受各地节度使的大量进贡，完全不在乎背后有多少百姓的血泪。他重新开始信任那些曾经被他摈弃的宦官，不但因为这些宦官在他流亡时始终跟随着他，更因为这些人在搜刮民脂民膏时更加没有底线，只要能够取悦皇帝的，这些宦官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力去实施。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中所反映的宫使强买百姓货物的状况，正是这一时期宦官敛财的鲜明写照。

　　在宦官之外，各地官员也纷纷假借唐德宗的名义开始横征暴敛，唐德宗也完全不加限制——只要这些钱能进入国库就行。

　　公元805年，在位26年的唐德宗去世，虽然他在位期间，唐王朝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战果，稳固了边境局势，但后世提起他来，首先想起的还是他爱财如命的贪婪模样。

　　但是客观的说，唐德宗虽然压榨民财花样百出，但就唐王朝当时千疮百孔的局面来讲，换成别人，也未必能做的比他更好。同时，唐德宗并未将钱财花在享乐之上，而是将这笔巨大的财富积存了起来。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仅在位一年就驾崩了，之后登上皇位的，便是有名的唐宪宗李纯。唐宪宗在位期间，大力镇压藩镇势力，多次向藩镇用兵，终于使唐玄宗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得以改观，中央集权重新得到加强，史称“元和中兴”。而支撑唐宪宗大量军事行动的经费，正是来源于唐德宗所聚敛的财富。

　　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唐王朝的中兴，但唐德宗如若地下有灵，大约也能感到欣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