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西汉受尽压制，到了东汉却立马翻身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东汉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小农经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彼时的人们，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商业称为“末业”，他们提倡“重本抑末”，也就是所谓的重农抑商。

　　许多人因此以为，我国历代的封建政府都是一成不变的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

　　其实不然，有一个朝代，不仅不对商人加以限制，反而还任其自然发展，甚至当时整个社会都对“商业”趋之若鹜，这个朝代就是东汉。

　　在东汉以前的西汉时期，是国家重点打击商人的高峰期。特别是汉武帝时，对商人的抑制可谓是达到了顶点。此时的朝廷实行盐铁酒专卖，令当时无数的大商人退出商业;实行均输、平准法，打击商人赚取各地的差价，还有算缗、告缗加重商人负担，以及收回铸币权，令商人的情况雪上加霜。

　　为什么西汉时期受到严重抑制的商人，到了东汉时期就变了个样了呢?我们具体来谈一谈。

　　东汉时期的商业

　　东汉时期的商业的情况如何?据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可以确定，东汉时期，地方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繁杂，商品之间的交换也异常活跃。

　　活跃到哪个程度呢?我们以洛阳为例，王符在其所著的《潜夫论·浮侈》中说：

　　「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上文说过，“末业”就是指商业，那么末者即是指商人。也就是说，商业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很多人为此舍弃了农业。特别是在洛阳，商人的数量竟比农夫的数量多十倍!

　　或许洛阳的情况与其他地方有所差别，但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想必亦是各地风俗的“领军者”，其他地区之情况大概也是向着洛阳的这种趋势发展。故而王符才会说“类皆如此”。

　　东汉时期人们对于商人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潜夫论·务本》中说：

　　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从这段记载我们就可以得知，此时的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只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东汉时期的人们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存在的必要，每个行业中都有本有末。比如商业中就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貌似此时的思想，对商人的看法不再像以往那般偏激了。(这大概是商业兴起而造成的)

　　为什么东汉的商业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模样?许多人认为，是因为东汉这个政权本就是在商人地主的支持所建立的，故而东汉的政策才会对商人显得格外的宽容。(西汉末年的商人逐渐兼地主、政客多种角色于一身)。

　　就拿光武帝刘秀来说，也是当时的商人之一。据《后汉书》记载，地皇三年，南阳发生了饥荒，许多百姓都没有了粮食，但刘秀却还能够跑到宛城去卖粮食。

　　还有养育刘秀的叔父刘敞，其没有收回来的田租就有“二万六千斛”;刘秀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舅舅樊宏等等都是当地的大商人、大地主;跟随刘秀打天下的将领们也大多是各地的名门望族。

　　正是因为创建东汉政权的骨干是大商人，所以后世的学者认为，东汉政权对商业才会持放任发展的态度，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直接原因。

　　东汉商业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在西汉武帝之后，商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这一种变化，商人们的势力增大，对政治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故而这些商人才会有能力支持东汉政权建立。

　　西汉时期商业的变化，为东汉的商业政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上文说过，汉武帝时期抑制商人的政策达到了顶峰。可我们都知道，盛极必衰。以汉武帝时期为分割点，自汉武帝之后，朝廷对于商人的抑制又较以往变得宽松起来了。

　　(西汉时期“抑制商人”的国策是固定不变的，只是不同的时期政策松紧不同罢了)

　　我们单拿盐铁酒专卖来说，武帝时期收回商人贩卖盐铁酒的权力后，至汉元帝时却又罢免了盐铁官，取消了盐铁专卖。虽然此后有所恢复，但终究不如从前了。

　　当一种社会现象逐渐走向极端后，其结果必将趋向崩溃，随后重新诞生出一种另一种平衡的社会现象。汉武帝后，商人势力的萌芽逐渐出现在了地主阶级。

　　比如霍光的儿子霍禹，他开始从事屠宰业和买酒;再到后来“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更是集大地主、大商人、政治家于一身。

　　这些迹象都表面，汉武帝后，商人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因为朝廷政策的缘故，巨大的压力使得民间的商业活动近乎绝迹，只剩下了官方运营的商品。但人们对于商业获得的兴趣与需求是不会随着政策的紧缩而减小的，为了满足这一类需求，于是在官僚中便有一部分人抵挡不住诱惑，开始向着商人的模式而发展。

　　从另一方面来讲，商人阶级在政治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是东汉商业政策放宽的重要因素。

　　自秦朝建立以后，就确定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土地制度。西汉前期的地主阶级，是受赏赐的带有身份性质的地主。这一类人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政治大腕。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确定了抑制商人的国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可后来随着商人的势力增大，他们对政治话语权的需求也愈演愈烈。所笔者认为，商人阶级的萌芽在武帝后出现于官僚集团之中，这是商人阶级内部需求的一种表现，是时代的一种大势。

　　综合上述，在笔者看来汉武帝以后商人阶级的转变有两种原因：

　　汉代人民对商业的兴起与需求

　　商人阶级内部希望拥有更大的权力

　　两种原因造成了商人的身份向着地主、政治家转变。这种转变是怎么实现的呢?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商品化的趋势，造成了商人身份的变化。

　　土地商品化也就是土地买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各地豪强地主大肆的兼并自耕农土地。比如上文说过的宰相张禹，他在富贵后就“买田至四百顷”。

　　这一种兼并土地的趋势令无数的自耕农破产，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各地的豪强地主。因而兼有地主身份的商人们，势力也愈加的强大。这就导致了东汉政权在商人们的支持下建立，并诞生出了东汉时特有的田庄经济。

　　(注：田庄经济是一种集耕林渔牧为一体的经济模式，每个豪强地主都有自己庞大的田庄，他们下面有众多依附于其的农民们集体劳动，田庄俨然就是一个“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