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宗之死”与“三郤之死”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晋厉公平日生活奢侈，而且他有许多宠臣。“鄢陵之战”过后，晋厉公想要除去现任大夫，并改立自己的亲信。

　　胥童就是其中一员。他的父亲胥克曾经遭到郤缺的罢黜，因此他对郤氏家族怀恨在心。胥童最终选择投靠晋厉公，并且得到了晋厉公的宠信。

　　我们都知道，晋厉公和郤氏家族，乃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也是胥童选择投靠晋厉公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胥童是杀害“三郤”的凶手，但实际上，胥童仅仅是“三郤”遭到诛杀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三郤”杀害了伯宗。

　　《左传》云：“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

　　“三郤”在晋厉公面前诬陷中伤伯宗，最终将伯宗连同着栾弗忌一并除掉了。韩厥见到这样的情况，说道：“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韩厥认为像伯宗、栾弗忌这样的善人，是天地纲纪的代表，而郤氏家族连这样的人都能狠心杀害，因此，郤氏家族必定会灭亡。

　　那么，伯宗和栾弗忌是什么人?

　　栾弗忌因为相关史料和资料很少的缘故，现在已经不可考了;而伯宗则多次出现于《左传》的记载。

　　晋景公六年楚国伐宋时，晋景公想要出兵救援，伯宗以“天方授楚，未可与争”的理由，建议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方为上策。

　　同年，晋景公想要出兵讨伐赤狄，诸大夫均认为不可，此时伯宗却力排众议，支持晋景公出征的计划。

　　晋景公十四年，梁山崩塌，晋景公十分紧张，于是召见伯宗。伯宗在路上遇见一位押重车的人，伯宗将梁山崩塌的事情告知于他，并向他请教。伯宗根据押车人的回答，向晋景公提出了建议，晋景公欣然接受。

　　晋景公十五年，伯宗和夏阳说率军讨伐宋国。在大军经过卫国的时候，夏阳说企图偷袭自己的同盟卫国，这种不义的想法旋即遭到伯宗的阻止。

　　从这些记载看来，伯宗能够在晋景公面前直言不讳，晋景公均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梁山崩塌时，晋景公为了听取伯宗的意见，甚至派车接送伯宗。因此，伯宗不仅受到晋景公的重用，在晋国诸大夫中，伯宗也应该是属于“老牌顾问”的角色。那么，伯宗妻子对伯宗的评价——“子好直言，必及于难”，是正确无误的评价。

　　然而，伯宗并不见得是因为自己直言得罪“三郤”，以致身亡。

　　我们先来看看“三郤”的情况。在“诛杀赵同、赵括事件”中，不难看出晋景公、栾书、“三郤”的态度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三郤”始终效忠于晋厉公。

　　当晋厉公发动亲信攻打“三郤”时，郤锜得知消息后立即计划起兵反击，此举却遭到了郤至的反对。郤至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存在于人世间，靠的是诚信、智慧、勇气。有诚信便不能背叛国君，有智慧便不会残害人民，有勇气便不会犯上作乱。如果国君因为臣下有失而杀死他们，此举对于国君而言也是无可奈何的行为。如果“三郤”真的有罪的话， 现在死也算是够晚的了。“三郤”受了国君的俸禄，因此有能力聚集宗族。如果用宗族对抗国君，这罪过就更大了。

　　正因如此，“三郤”失去了反抗的机会，三人在第一时间全数受戮。

　　然而，郤至临死前所言，与《左传》先前记载的郤至，简直是判若两人。这就能解释为何杜预会说：“传言郤至无反心”。

　　其实不仅如此，郤至乃至郤锜、郤犨始终都是忠于晋国公室的，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跋扈骄傲就视晋国公室于无物，也就是说，他们的性格缺点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晋国国君的忠诚。

　　因此，我们就能推论出——“伯宗之死事件”，与晋厉公企图除掉诸大夫，两者之间是绝对有关联的。

　　《左传》中多次记载晋厉公平日生活奢侈。在伯宗服侍晋厉公的父亲晋景公时，晋景公尚且对伯宗敬重有加，而且伯宗在诸大夫中的地位和声望必定不同于其他人，再加上伯宗个性好直言，史书虽然并未明确记载，但是可以判断出——伯宗必定曾经多次劝谏晋厉公，并且造成了晋厉公的不满。

　　但是晋厉公并不想让自己背负杀害贤良老臣的罪名，因此，他想要假借“三郤”之手除掉伯宗。也正因如此，“三郤”才能有在晋厉公面前诬陷中伤伯宗的机会。

　　既然“伯宗之死”，乃是晋厉公授意，那么“三郤之死”，实际上与杀伯宗和栾弗忌无关。整个事件其实都是晋厉公一人策划的，而“三郤”则成了无辜的替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