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摄政王！一生传奇可惜仍旧不能阻止王朝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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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爱新觉罗·载沣这个人，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作为我国封建王朝中的最后一位摄政王，他的一生还是颇具传奇色彩的。

　　载沣既是满清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名义上的外甥，又是我国最后一位封建皇帝溥仪的生父。通常情况下，古人都讲究母凭子贵，但是，到了他的身上却变成了父凭子贵。如果，仅仅从他个人能力来看的话，此人在一群满清贵胄中，无论是从才干还是学识上来说，其实，都不算是十分出众。如若，他不是与慈禧太后沾亲带故，同时，又生了溥仪那样入了慈禧法眼的儿子的话，那么，他大概也会像许多碌碌无为的宗室成员一样泯然众人矣。

　　可是，偏偏命运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在他二十五岁的那一年，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缠绵病榻许久的光绪帝突然驾崩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帝王并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所以，他的突然离去，意味着大清王朝的江山即将后继无人，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虽然，光绪帝早已经有名无实了，他的存在不过是一个花架子一样摆着好看罢了，但他去世之后，慈禧为了稳固自己手中的权力，必然还是要从宗室成员中挑选合适的皇位继承人。

　　当然，有了光绪帝的前车之鉴，慈禧在挑选皇位继承人的时候，难免就多了几分慎重。

　　在慈禧看来，这新一任的皇帝年纪一定不能太大，如果，年纪太大的话，难免会对自己生出反抗的心思。同时，还得挑选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如若不然的话，即使自己助其登上了皇位，他也不会和自己太过亲近。多番比较之后，年仅三岁的溥仪无疑成为了她眼中的最好人选。就这样，在1908年11月的时候，溥仪登上了满清王朝那个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宝座。常言道：“开国容易治国难”，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更何况，此时的满清王朝早已是日薄西山了。它不但要面对自己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还要提防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这样既复杂又混乱的局面，又怎会是一个三岁孩子能够轻易处理的呢?倘若，慈禧身体康健的话，那么，她还能在其背后掌控大局。但是，她深知自己恐怕时日无多了，一旦自己撒手而去，大清王朝的江山恐怕就岌岌可危了。虽然，朝中不乏才干出众的大臣辅佐新帝，但是，她也深知主弱臣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大忌。

　　那么，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如何能够压制住那些浸淫官场几十年的老狐狸呢?

　　到了这个时候，当然还是自己人最为可靠，因此，她下令：“加封其生父载沣为摄政王令其统帅百官辅佐新帝。”自此，载沣正式步入了大清王朝的权力巅峰，他的传奇一生也即将由此开启。

　　常言道，“三十而立”，但是，载沣年仅二十几岁就一跃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这大概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了。虽说是凭借着儿子的关系，他才轻易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但是，那时的载沣其实并不十分在意外界的眼光，他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闯劲，此时的他，满怀雄心壮志。

　　当上摄政王后，载沣一心致力于改革，他希望通过改革来使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在自己的手上呈现出中兴的势态。或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怎奈事与愿违。载沣不但没能凭借着自己的满腔豪情挽救大清王朝于大厦将倾之际。更甚者，有人认为：正是他的一系列举措，葬送了大清王朝百年的基业。

　　在时代的滚滚车轮中，个人的力量或许真的是太过渺小了吧。盛极必衰是千古以来永恒不变的铁律，历史总是在新旧交替中不段前进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由盛到衰都是它的必经之路。此时的载沣怀着满腔豪情，意图给早已病入膏肓的满清王朝下一剂猛药，从而，使其再次崛起。

　　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他非但没能拯救这个身患沉珂的王朝，反而，亲手将其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也许大家会责备载沣，认为是他的无知和无能，葬送了爱新觉罗的大好河山。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武断了，历史的洪流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就能够轻易阻止的。就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大清帝国的覆灭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了。

　　因此，载沣固然应当为满清王朝的灭亡承担部分责任，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他一个人的身上。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满清王朝灭亡这件事情中，他到底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吧：

　　作为一个18岁就代表当时的大清王朝出使德国的亲王，他本人无疑还是比较优秀的。虽说，他的这次出使，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屈辱性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远赴德国的经历，无异于扩宽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人生阅历。这一次的出使，不但让他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同时，也让他看到了满清王朝复兴的希望。

　　或许，正是由于这次出使之旅，让他目睹了西方的繁荣、强势，于是，他始终认为：只有效仿西方进行改革，才能是大清王朝摆脱现如今死气沉沉的局面。因此，他当上摄政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行改革。他在主政期间大搞“预备立宪”推行责任内阁，并且，他深知：如果，要让一个王朝的皇权永葆生机，那必定要将国家的军政大权牢牢的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如此一来，手握重权的袁世凯，便成为了他欲除之而后快的第一人。更遑论当年正是由于此人的出卖，才导致了他的兄长光绪皇帝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囚禁生涯，最后，更是郁郁而终。如此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袁世凯自然成为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说到袁世凯其人，他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当年他不但能够审时度势，通过告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后来，更是在慈禧的提携之下，一路官运恒通。虽然，在新政期间，他也办过不少实事，但是，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概是风光的日子过久了，以至于，他有点飘飘然了。在新政期间他大肆扩张之自己的实力，当时的北洋新军将领大多都对他唯命是从，在朝中，他也称得上是“门生故旧满天下”了。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载沣虽没登上帝位，但是，此时的他也算得上是位极人臣了。一心想要干出一番大事的他，又怎能容得下袁世凯这样一个党羽众多的慈禧旧臣，来对自己指手画脚呢?更何况，二人还素有旧怨，因此，于公于私他都要扳倒袁世凯。

　　但是，那时的他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袁世凯代表的不只是北洋军阀实力，而且，他还代表了朝廷里众多堪称中流砥柱的汉人势力。

　　所以，载沣一心“杀袁”的举动，难免会让当时的汉人重臣有着兔死狐悲之感。同时，他的这一举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化了以他为首的王室成员与新崛起的汉人势力之间的矛盾。原本这个国家就已经岌岌可危了，他排挤汉人官员的举动，对这个国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又犯了第二个不该犯的错误，那就是：他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和子侄，让他们在朝中担任重要职位，却完全不考虑这群人有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我想，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大概还是由于他在朝中根基不够稳固的原因吧。

　　在主政之前，载沣在朝中并没有多少自己的人脉，被赶鸭子上架当了摄政王之后，他想要重新培养人脉必然是来不及了。因此，他能接触并且信任的，大概也只有他的兄弟以及子侄等满族亲贵了。事实上，中国人大多都有这样的通病，那就是：他们总认为自家人往往比外人可信，因此，大多容易任人唯亲。

　　严格来说，这其实并不算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载沣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太过着急了。他一心只想着尽快培养自己的势力，从而，完成自己的改革大业。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些人的品行与才干。他的那几个兄弟大多都是纨绔子弟，又哪里懂得干什么实事呢?因此，他对这些人委以重任，不但没给自己招来助力，反而，还要分出更多的精力来给这些人收拾烂摊子。

　　而且，他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更是让那些有能力的老臣感到异常寒心。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更要命的是，他以为只要牢牢抓住了军权，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他在抓军权方面出手可谓相当果决，行动也相当迅速。他执政刚满一个多月，便下令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勇武的士兵和一些闲散的宗室成员共同组成禁卫军，负责保护皇帝和拱卫皇宫。之后，他又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令，将海、陆两军的军权都收拢到了自己的手中。

　　他的做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军队的控制权，但是，却引引发地方巡抚的不满。甚至，连皇族内部的将军，也对他的这一做法怨声载道。原本，这些人都是有一定的调兵权的，但他的这一做法却完全肘制了这些人的行动。如此一来，这些人但凡想要调动一兵一卒，都必须要请示军咨处。这样的做法不但非常麻烦，而且，让这些人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制约。

　　虽说，这些人对载沣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他如果能够借此机会牢牢地掌控住军队的控制权的话，那么，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又出了昏招：竟然放着铁良和良弼这样的军事专家不用，而将海军和陆军的军权分别交给了自己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浔。这俩人不过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罢了，他们又哪里会统率什么军队呢?

　　二人得势之后，一不忙着训练军队、二不忙着增强海防。反而，有心忙着排除异己打压贤才，久而久之，好好的军队，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而那些原本忠心耿耿的老臣的心，也在他们的一系列荒唐行为之下，越来越凉了。

　　所以，最后载沣失尽人心，也不过是必然的结果罢了。

　　同时，他所代表的新北洋势力不但与汉人官员之间矛盾重重，并且，跟以奕劻为首的老牌贵族势力之间也是矛盾不断。因此，他当政之后，不但要忙着自己的改革大业，还要忙着与各方势力的争权夺利。这样一来，他自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一一剪除清王朝沉积多年的弊病。

　　经过两年多的争斗之后，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载沣占据了上风，但是，他的改革之路走的却不太顺畅。特别是在地方，特别是在军队之中，少壮亲贵还远远没有拔除袁世凯的势力，以致袁在革命爆发后可以东山再起。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认为：“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月十四日，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此并不满足，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十月二十七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同时，“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以后，立宪派内部开始分化。同时，皇族内阁集权，也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残，引起汉族官僚的离心。

　　自此，清政府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到了十一月一日，载沣只得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到了这个时候，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让给了曾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之后，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

　　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

　　这其实，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他缺少了改革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不够雷厉风行。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做事情必须杀伐果断。他软弱的性格注定了他只能不断地妥协，换言之，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政者。

　　如若，身处太平盛世，载沣或许能安稳稳的做当一个太平王爷，他的一生或许没有那么的波澜壮阔但却也不会有太大的纰漏。可是，他却偏偏身处乱世，以至于，像他这样一个性格忠厚之人，在这样的时代中注定不能身担大任。

　　所以，满清王朝的覆灭其实并不是载沣一个人的过错，他已经竭尽全力去挽救它了，只不过是力有不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