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11-21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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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局势风云变幻,诸如武将生贰心挟士兵叛变之事常有发生。然而,令人颇为奇怪的是,三国之中军队数量最多、士兵来源最为复杂的魏国,却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士兵叛变,纵有武将叛变投敌,也很难挟持士兵一同叛变。
如魏将夏侯霸投靠蜀国,并没有携带军队,而是孤身投敌;毌丘俭叛变,淮南将士大多不愿随其谋反,只能胁迫新附农民;钟会蜀地作乱,反倒被自己昔日的部下杀死。
再看蜀汉和吴国,却并非如此。蜀将孟达降魏,据《资治通鉴》记载,是“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东吴步阐投靠西晋,也是西陵数万人一同反叛。这是因为魏国的士兵忠诚度比其余两国高吗?答案是否定的。士兵内心对于政权的忠诚,相信三国的差别并不大,然而曹魏的士兵很少跟随武将叛变,主要原因还是源自于自曹操时期起,对军队实行的一项特殊管理政策——“错役制”。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诸葛瑾传》中记载了孙权在一次和诸葛瑾的交谈中,批判曹操的治军残酷,“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这里所提到的曹操恶政,离间人骨肉,并非指的是曹操使用“离间计”对付敌人,而是指曹操治军的手段,使士兵和其家人分离。
士兵和家人不在一处,这一点今人看来可能很正常,现在的军人服役,大多远离家乡,自然和家人隔离开来。但是,汉末三国之际天下大乱,那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士兵往往来自于本地,因而士兵与家人均长期在一地,后来军阀兼并,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蜀、吴依旧保持部曲家口群居的传统,但曹魏却特立独行,强制士兵与家人分开,“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称之为“错役”。
这样的例子很多,新投降的士兵如曹操平定冀州后,派遣朱灵将新投降的五千士兵迁到许南驻守;曹操击败关中地区的韩遂、马超后,强迫投降的军队迁往关东。司马昭平定诸葛诞之乱后,将投降的吴国士兵从淮南迁到三河近郡。
另外,有些投降的士兵没有被迁徙到他地,但他们的家属却被迁往曹魏核心区域。在魏国的重要政治中心邺城,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口,被称为“冀州士家”。原来曹魏有一项制度,将一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另立户籍,称之为“士家”,规定世代从军,通婚也要在士家内进行,似乎是后世兵户的雏形之一。士家中的士兵分散各个要地,家属则集中居住在邺城。
不过曹魏的“错役”原则也并非针对全国军队,而是主要针对两种军队。一是新附军队,曹操起家于兖州、豫州,对于其新占领的冀州、并州、关西地区的投降士兵,往往采取迁徙政策。二是边境要地军队,如和东吴交界的淮南地区,镇守军队多为派遣的“中军兵”,这些从中央来的军队,他们的家人都集中居住在北方。
曹魏之所以采用如此不近人情的错役制,是出自于对士兵叛逃的防范。对于士兵的忠诚度,三国自然都很在意,那为何只有魏国实行错役呢?
原因在于魏国与蜀、吴的一些特殊性。众所周知,曹魏之立国,是通过兼并战争,击败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才得以统一北方的。每占领一个新地区,自然兼并了敌对势力的军队,因此曹魏这个大国的军队来源十分复杂,有原来袁绍、袁术、吕布、陶谦、刘表、韩遂、张鲁等各个势力的降军。曹操对于这些新加盟的军队天然不信任,所以要采取隔离家人的措施来维持他们的忠心。
另外,魏国面积为三国之最,但中原久经战乱,人口尽管超过蜀吴,但也是地多人稀,人口密度低于其他两国。因此曹魏对人口问题及其重视,经常有徙民之举,来防止人口流失,同时也牵制士兵。
蜀汉统治地区仅在益州,吴国统治核心地区是江南与荆州南部,其余地区为山越(少数民族)居住区,虽间有叛乱,但威胁不了统治。蜀汉、孙吴的军队来源比之曹魏没有那么复杂,人口分布也比较集中,因此,此两国无需对军队部曲(魏晋南北朝时地方豪强的私人军队)保持“忍不住的关怀”,放任军队、家属同居一地。当然,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一旦有武将举城投降敌国,士兵往往跟随,不可挽回,前文提到的孟达降魏、步阐降晋都是典型的例子。
上图_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
曹魏错役之法虽然残酷,但效果却很明显。最典型的就是前文所说的毌丘俭淮南之乱,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毌丘俭传》记载,“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淮南的士兵家属都在北方,因而无心跟随毌丘俭作乱,纷纷投降司马师。只有淮南屯田民,家属就在本地,可以为毌丘俭所用,但战斗力远非正规军可比,很轻松地被司马师击败。
由于曹魏的错役制,所以一些阴谋作乱之人,打不了正规士兵的主意,往往阴养死士。如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并没有调动昔日旧部,而是依靠儿子司马师暗中培养的三千死士控制洛阳城,再忽悠高平陵的曹爽放弃抵抗做个“富家翁”。诸葛诞在王陵、毌丘俭相继身死后“惧不自安”,也是阴养数千死士以备不测。
曹魏的错役制符合魏国局势,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在西晋也被继续沿用,而后世的一些军队管理政策,也能看到一些错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