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真的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吗 真相却是这样的

　　北宋灭亡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吗，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整个北宋时期一共存在了160多年，也算不上很长。但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却有好几种说法，到底是什么造成北宋早逝呢?今天就先拿王安石变法跟大家讲讲。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政策当中也有很多能富民强国的政策，只是最后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导致变法失败。当然就算王安石变法成功也不能保证朝代的延续，我们也只是通过马后炮来说一说变法的利弊，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1，靖康之耻超出当时人的想象力

　　政和五年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翦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臣京等进曰：“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

　　好一个“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这是《清波杂志·卷八·宣和骑射》记载的发生于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的一个场景：

　　宋徽宗在蔡京等人的陪同下去往崇政殿检阅部队，检阅完毕之后是宫女表演，其中就有骑射、开神臂弓这样的高难度项目，她们的表现让个人武艺百里挑一的班直卫士都“面有愧色”了。

　　然后君臣之间一唱一和，在他们看来，平夏灭辽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全国上下一片“盛世气象”。

　　不像我们已经知道即将发生“靖康之耻”，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这个国家，至少政府正处于经济和军事的双重盛世，经济上的发展自不必说，军事上更是武功颇盛。

　　就在这一年，携七年前灭亡青唐吐蕃之威，大宋与西夏再次开战，两年后，宋军连续攻克仁多泉城、臧底河城，与西夏主力会战于席苇平，种师道率军取得一场斩首五千级的大胜。

　　此时西夏最好的兵源地已被大宋侵占，宋军轻骑可以随时进入西夏腹地扫荡，而西夏却无力发动反击。

　　也正如徽宗君臣预期，四年之后宋军全面攻占了西夏的核心区域——横山山脉，西夏被迫割地称臣，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于是，很多人沉浸在所谓“武功之盛前所未有”的喜悦之中。

　　只是没想到，十二年后，靖康之耻发生了。不仅徽钦二帝被虏，更是丢失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半壁江山沦丧敌手，广大人民惨遭兵燹、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强盛的北宋也变成了半死不活的南宋。

　　或许后知后觉的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这不啻于天崩地裂，而且那么地突如其来。

　　若是早已显露败相也就罢了，但即使是看起来声势浩大、“横行二十五州、郡”的方腊之乱，也不过是被刘延庆、刘光世父子这般平庸的将领旬月之间带兵平定，更不用说留下传说的梁山好汉，也不过是栽在张叔夜、折可求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级军官手里罢了。

　　内患不足虑，外敌也并非不可战胜。后人们总只是觉得金兵不可战胜，却不知金兵第一次南下是很可能全军覆没的，若非投降派在资敌的同时不断在内部搞破坏，靖康这个年号或许会再持续三十年也未可知。

　　因此，南渡之后，很多人都试图总结靖康之耻发生的原因。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便以此为目的写就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只是可惜徽宗、钦宗、高宗三朝的部分在清朝中前期便已经莫名其妙地丢失了，我们无从知晓他对此做出了怎样的总结。

　　幸运的是，还是有大量客观真实的史料躲过了历次战乱以及文字狱，流传到了今天，能够让我们对靖康之变的前前后后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总结也一直持续到了今日，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2，王安石变法问题在哪里

　　靖康之耻发生数百年以来，大多时候王安石处于一种“人在坟中躺，锅从天上来”的状态，目前已知的史料中，最早将靖康之耻责任归咎于王安石的是成书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这是南宋官方给此事定下了一个基调。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到了明朝，著名的“三言二拍”系列小说更是将王安石黑得体无完肤。直到49年以后，因为改革的迫切需求，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家”，可惜好景不长，目前王安石正在回归历史常规定位——造成靖康之耻的首要元凶。

　　但不得不说，变法的必要性还是客观存在的。大宋立国百年以来各种积弊已经严重到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

　　比如财税体系，或者说二次分配体系，已经难以维系。治平年间(1064-1067A.D.)，大宋中央财政收入亏空已达一千余万匹、石、贯、束、两,以至于宋英宗的葬礼都不是太体面。

　　另外，三十年前的第一次宋夏战争给统治阶层留下了诸如“镇戎三败”的惨痛记忆。

　　三川口之战，阵亡六千余人，两位主帅刘平、石元孙被俘;好水川战役，阵亡六千七百余人，主帅任福战死;定川砦之战，阵亡九千四百余人，主帅葛怀敏战死。以至于后来的宰相文彦博发出了“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的惊人之语。

　　于是，当有志于“富国强兵”的宋神宗遇到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王安石之时，颇有秦孝公与商鞅、刘备与诸葛亮那般的风云际遇之感。

　　至于变法本身，虽有争议，很多还是可取的。比如将兵法，去除了“更戍法”的弊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这在接下来对西夏的战争中有所体现，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那般，西夏的下场成功证明了改革的部分成功。

　　免役法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均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这些都算是利国利民的，也没什么可说的;保马法虽然实行效果不好，但也及时废止了，没造成太大问题。

　　坏主要就坏在这个青苗法上。其实青苗法也不是王安石发明的，早在唐朝中后期就被发明出来，目的也是为皇帝创收，毕竟藩镇拿走了大部分钱，皇帝没钱花，没办法也得想办法不是，还是老百姓最淳朴，皇帝借你高利贷你敢不借?

　　王安石也曾在知鄞县任上尝试过，在常平仓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革，效果不错。要知道当时的高利贷是极其疯狂的，现在的P2P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春取一斗，秋倍偿之，经岁不能偿，则又倍之。”客观来看，王安石制订的20%利率可以说是良心中的良心了。

　　陕西转运使李参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谁曾想推行到全国就出问题了。毕竟上面提出目标、下面层层加码这种典型官僚主义作风从来是不会缺席的。最后，“国用”是足了，遭殃的还是老百姓，虽然没被加赋，但加息也受不了啊。

　　而且，改革是否有必要如此激进也是值得商榷的。

　　咸平年间大宋财政收入不如此时的三分之一，依旧略有盈余，可见“三冗”的说法也不是那么夸张，司马光“节流”的思路也可能更合适。

　　另外，所谓“镇戎三败”不过被夸大其辞的文官间相互攻击的论点。实际上三川口之战西夏在数倍优势兵力的情况下战损比宋军更大，之后攻打延州毫无进展被迫撤兵，完全得不偿失;打的最好的好水川战役也不过是“杀伤相当”;而纵观持续数年的战争，西夏总体上并未占据任何优势，反而吃下不少败仗，比如兔毛川之战，文官张亢率军大败西夏主力部队，在未控制战场的情况下取得斩首两千级的战果(杀敌可能近万)。

　　如果立足于防御，至少不会造成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这一点来看，司马光“二十年不兴兵”的观点还是支持者甚众的。

　　于是问题来了，大家都不支持，王安石和宋神宗怎么应对呢?

　　3，王安石不过是宋神宗的棋子

　　历朝历代都有个绕不过去的东西——祖宗成法。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历代非开国皇帝都在想办法与祖宗成法作斗争;在受到电视剧影响的众人心中，祖宗成法阻碍先进生产力、顽固而强大。

　　然而，古代生产力发展缓慢，祖宗成法大多数时候还是管用的，只不过是对非开国皇帝不那么友好罢了，毕竟其出发点还是限制自己的继任者们胡作非为。于是，皇权看起来是将自己关进了“笼子”里，只不过钥匙也在自己手里。

　　宋真宗作为第一代守成之君，他算是贯彻了宋太祖、宋太宗打造的框架。他对于权力制衡有自己的理论：“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宋仁宗更是接近于“垂拱而治”的状态，并且也搞了一次变法——庆历新政，算是历代变法中较为成功的。

　　但这一切都被宋神宗和王安石破坏了。面对重重阻力，王安石希望加强集权以推动变法，宋神宗希望通过变法加强集权，两人有了合作的基础。只不过最后两人是一定会分道扬镳的，神宗借变法过程加强君主权力后，便将王安石踢出局，最后通过“元丰改制”将集权制度予以固定。

　　集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元丰西征。经过数年准备，元丰四年，大宋组织了五路大军总计三十六万人对西夏发动总攻，这种规模的军事动员西方数百年后也未出现。

　　但是集权的副作用更大，一旦遇到昏君、奸臣，对国家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甚至，权力的过分集中使得皇帝更容易变成昏君。

　　宋徽宗继位后，一开始还表现的像是励精图治的有为明君，但仅仅过了一年就堕落成声色犬马的昏君。面对大权在握的昏君，唯有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的幸进之徒才能分得权力的一杯羹，于是，整个国家从根子上就烂了，一直烂到了南宋。

　　很快，军事上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向皇帝邀宠而得势的幸进之徒往往没有什么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做“投降派”、扯后腿就成为他们彰显存在感、证明自己“价值”的唯一方式了。

　　宣和七年(1125A.D.)金人第一次南侵，种师道已经成功遏制金军，然而投降派李邦彦等人不仅强迫李纲、种师道等主战派与金人和议，并且对金人提出的条件全盘答应，甚至暗中向金人透露作战计划，造成姚平仲袭击金营失败。

　　4，王安石激化的党争与北宋灭亡

　　前文提到了北宋初以来的政治平衡。虽然看起来很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感觉，但差距还是很大的，不过也非全无好处，毕竟可以将政治斗争维持在了一定的限度之内。

　　虽然第一次宋夏战争期间，以韩琦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稳健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并未影响到军事作战;庆历新政也是一次经典的政治斗争范本，最终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但新法的大部分内部得以继续实施。而且，改革派中的富弼、欧阳修等人，后来又重新执政。

　　但王安石变法改变了这一切。由于改革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识，王安石并没有自己的基本盘，只有一些借改革攫取利益的幸进之徒愿意加入“新党”，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把国家弄的乌烟瘴气，并且极力打击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

　　新党们一时得势，却忘记政治的本质是妥协。待到宋神宗去世，新皇帝宋哲宗年幼，保守派太皇太后、皇太后得以执掌大权，旧党得势。他们不仅废止了大部分新法，为了否定新党的改革成果，甚至将宋神宗在位期间攻占土地归还给西夏。于是，路线之争演变成了意气之争。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重新得势，旧党大多被流放远恶边郡。甚至，宋徽宗时新党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此时，宋初四代皇帝苦心孤诣营造的政治平衡被彻底破坏了，政治斗争变成了残酷的清洗，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这种酷烈的环境，君子往往不如小人适应，也造成了严重的逆向淘汰，最后劣币彻底驱逐了良币，又大权在握，北宋走向灭亡已经是注定的事情，而金人南侵恰好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北宋巨大的国力优势，只要正常发挥，是断然不会败给其他国家的，有的只是自毁长城。孟子曰：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