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11-2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中国纸币的诞生应该在公元十世纪的末期,也就是宋太宗淳化到至道年间。开始的名字称之为“交子”,后来有其他称呼,譬如“关子”、“会子”、“钱引”、“宝钞”、“交钞”等等的各种名称。在“交子”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茶盐等交引钞劵,在公家和私人之间进行流通。而茶盐等交引钞劵,则是由唐朝时期的“飞钱”,也就是当时的汇票,发展而来的。
宋朝交子拓片,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宋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为了便于商贸往来,将唐朝的“飞钱”这套做法直接拿来使用,允许民众将钱储放于京师,然后在各个地方换取。开宝三年,朝廷设置“便钱务”,也就是专门的汇兑机构。商人将钱交到这些机构,及时出具存款凭据,凡商人拿着票劵到地方州府进行兑付,必须当日进行给付,不得拖延,如果违反规定要处以科罚。宋太宗雍熙二年,朝廷命令边疆的商人将银钱交给位于当地驻守的军方,政府随后在从京师给这些商人茶盐交引劵,让商人到茶盐场所在地进行领取,这是从“飞钱”制引申出来的。
后来四川经济发展迅速,当地一直用铁钱,不用铜钱,从而导致货币数量不足,而且铁钱体积大,价值小,还重量大,一缗重达二十五斤。交易使用和异地转运非常困难,所以当地多家富商,“连保作交子”,每年交给地方政府一定的特别费用,作为换取“交子”使用的条件。“交子”正式出现!当时“交子”的印刷非常严格,“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其时交子的出现,相当方便了商人的交易,极大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后期富商们经营不善,资金被挪用,不能兑现,再加上出现大量伪钞,交子铺不能如数兑现,寇准奏请朝廷进行封闭。
但是这简单粗暴的封闭,并没有解决铁钱携取不便的问题,况且市场早就习惯使用纸币,一旦禁止,商业贸易立即出现凋敝,朝廷看到后,听从张若谷、薛田之的建议,在四川,特设国营的交子务,开始由国家发行。收归国有后,朝廷对“交子”有了严格限制。譬如,发行额度作了规定。同时要求有一定的发行准备金,大凡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在流通上设置时间限制,以三年为一界,界满,要求持旧换新。而且在持旧换新时,每一贯都要缴纳纸墨费用三十文。并且使用地区只限于川蜀之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国家如此规定,但是,实际运行过程中,却远超要求。从天圣元年,到皇祐三年,一共才二十九年,“交子”的发行就已经达到了十三界。按照国家规定,三年一界的限制来计算,实际超过了三界。而且秦州两次借去“交子”六十万贯,根本没有准备金作基础,只是胡乱印刷,不仅流通领域已经超过四川地区,而且准备金也不再储备。到了元符年间,新钞收换旧钞,比价为一比五,即官价下跌为原价的五分之一,民间下跌更加严重。“交子”的信用彻底被破坏。
元朝建立后,由于蒙古族长期实行奴隶制,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完全不懂发展农业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荒唐主张。经济凋敝,商业衰落,虽然战争结束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有所缓慢发展,但是经济上的失衡始终贯穿与元朝始终。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元朝政府开始确立钞法。不过在之前,就已经有了丝钞和银钞两种。当时发行纸币还是比较谨慎的,政府对于准备金的储备也很重视,而且贮存的数量较为充足,并且规定“随路椿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但是从忽必烈至元十三年以后,储备于各地的金银,开始逐渐被移作他用。忽必烈近臣阿合马为了讨好皇帝,“将随路平准库金银”统统运抵元大都,作为邀功的资本。本来纸币的准备金,对于金融的稳定以及货币的诚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破坏,必定后患无穷。大元偏偏在这上面出了问题。
至元三十一年的正月,忽必烈驾崩,四月忽必烈的孙子,成宗铁穆耳即位,“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有了前面的口子,其后朝廷只要钱不够用,就从准备金中提钱,大德二年,右丞相完泽报告,“岁入之数”“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大德三年,中书省报告,“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其钞本”。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报告,“今国用甚多,帑藏已乏,用及钞母非宜”。至大元年二月,“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
这种不停的从准备金中挪用、转移、使得国库日渐亏空,币值直落下滑,无论是新钞还是旧币都不管用,根本问题是“金银有入而无出”。结果是“布帛翔涌,而号寒者溢甚。米粟渐平,而啼饥者愈多”。
元朝早期的财政收入还可以填补一半的支出,到了后期,支出竟然超过收入的四百倍!如同所有末代统治者一样,元朝不反省自己施政错误导致的入不敷出,却开始大量发行货币来填财政的窟窿,导致金融进一步混乱,通货膨胀更趋严重。当时纸钞的发行泛滥到了极致。原来只允许由政府印制,后来发展到私人都可以印刷。当时有个叫朱清和张喧的两个人,至元二十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以朱清和张喧二人创办海运有功劳,钦赐印钞,这两人整整印了十七年!币值越来越不值钱,物价却越来越贵,当时京师的一斗粟竟然用一千贯钞票都买不到。到了顺帝年间,米价比中统年间上涨了六七万倍,民间再也不用纸钞,甚至直接回到实物交换的状态。
现在经常会看到用“交子”的出现,来论述宋明时期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文章,但是翻看过往,将一个好端端的利国利民的货币革命,变成烫手山芋,最后臭遍大街,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思索。尤其是其中的所谓“萌芽”的成与败,难道真是由经济来决定的吗?反观西方,纸币出现虽然晚于中国,但是却运行良好,金融发展超过中国,甚至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努力追赶中,这其中的成与败,得与失,到现在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