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生不逢时,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

日期:2023-11-2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我们还记得曹操说过这么一句话吧,“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之子若豚犬耳。”这话骂的够狠的,一褒一贬,字字见血。人家常说“虎父无犬子”,这话放在孙坚的身上确实是合适,但是放在刘表的身上呢?

  对于刘表,我们没有给予他过多的同情,更别说是青睐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简直就是个草包,仿佛不值得一提。那么,真是如此吗?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的评价,他说如果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了。真是与曹操相反,可是这是三国,是群雄逐鹿的时代,因此曹操显得是如鱼得水,而他却只能在一旁当看客,仿佛是时代的弃儿,天下跟他没有半分关系似的。

  说起这个刘表,出身与刘备一样,都是汉室宗亲。《三国志》说他“身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一米八开外的样子,也算是一表人才了。在汉末三国那个看颜值的年代,足可以占得一席之地。容貌漂亮也就算了,关键是“少知名,号八俊”。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裴松之的注:

  “张璠汉纪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刘祇、田林为八友,或谓之八顾。汉末名士录云:表与汝南陈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张俭字符节、南阳岑晊字公孝为八友。”

  关于“八俊”有两个版本,反正不管哪个版本里都有刘表,可见他的才能不一般,可谓是少年得意了。

  如果按这个节奏发展下去,怎么着也会成为一个名士。刘表年轻时是太学生,也有过“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候。他参加了当时的太学生运动,这个“八俊”正是这么来的。可惜的是,在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时候,清流派遭到打击。作为其中的一员,刘表从此走上了逃亡之路。

  光和七年(184),党锢之禁解除,这些清流派也自然被启用了。就这样,刘表被大将军何进征辟为掾属,出任北军中侯。仿佛命运又一次眷顾他,初平元年(190年),荆州刺史王叡为孙坚所杀,正好这时董卓入京,废了少帝,立刘协为皇帝。于是朝廷“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这个刺史在汉武帝时就设立了,本来是朝廷外派去监察地方官的,属于监察系统,品阶较低,是没有治权的。刺史虽然官阶小,但架不住权力大,于是后来便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成为了真正的地方长官。刘表此时正好担任的就是这个职位,这可是“天高皇帝远”,真的是一方诸侯了。

  但生逢乱世,哪能这么轻易就上任呢?裴松之注说:

  “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顿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孙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

  也真够倒霉的,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朝廷把荆州这块烫手山芋交到刘表的手上。而他这一年正好48岁,正是春秋鼎盛之年,经历的起伏、波澜自然也就多了。他单骑入城,说服了荆州大族蒯氏和蔡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这才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在荆州站稳脚跟以后,刘表和别的诸侯还真不一样,别人是希望开疆拓土,而他则只求保境安民。他没有秣马厉兵,扩充实力,而是兴办学校。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他的教育背景就知道了,他本是太学生,且他的师父就是当时的经学名家王畅。所以他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个地地道道的的儒生。儒家最为重视的就是教育、教化作用,主张协和万邦,不提倡无罪而征讨别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刘表也正是贯彻了这一点。

  刘表的荆州在当时来说有点像今天的瑞士,是个“中立国”,不参与任何战争。也正是这样,荆州相对于别的地方来说较为安定,吸引了一大批士民归附他,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诸葛亮。一时之间,荆州也成了斯文荟萃、人文渊薮了,一些博学鸿儒闻风来附,形成了所谓的荆州之学。没想到在这乱世之中,竟然还有一个地方能安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就从这一点来说,刘表功莫大焉,起码以一己之力大庇天下寒士,为斯文延续了血脉。

  唐长孺先生生《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中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么说,是否有些夸大呢?我们看看史书就知道了。

  由于荆州的政治较为清平,所以引得一大批学者源源不断地从关西、兖州、豫州等地来投靠,光这些学者就有上千人之多。而刘表对他们都能加以安抚赈赡,学者们受到资助,亦能得到保护,因此都能醉心于学术。刘表还设立学官,博求儒士,又命綦毋闿、宋忠等学者撰写《五经章句》,并称之为后定。这时的斯文之盛正如《荆州文学记官志》所记载的那样,“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背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

  刘表办得这都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好事。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有点不合时宜,正如曹操的谋士郭攸评价他是“坐谈客耳”。的确实这样,文化建设当然得搞,这是远见,但光搞这些远远不够,还要加强自己的实力,能够在虎狼环伺的群雄时代立得住脚才是当务之急。曹操就比他务实得多,人家不也搞了一个“建安文学”嘛,可是人家也没忘了打仗啊!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孰先孰后、谁轻谁重,还真是应该掂量掂量的。

  另外,儒家讲求“修齐治平”,他连自己的家都没管好,以至于出现兄弟阋于墙的惨剧。凭一己之喜好,听信谗言,废长立幼,犯了国本之大忌,这也为他的倾覆埋下了祸根。曹操为何会说“刘景升之子若豚犬耳”,不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只会争权夺利,白白让他人渔利,断送了祖宗基业嘛!

  或许刘表真的是生错了时代,他才是三国时代真正生不逢时的第一人。或许贾诩说得对,“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张靖龙先生也说:“战争解决问题的年代,文化扩张战略只能被人当作以西伯自居的笑柄。”

  的确实这样,刘表是生不逢时。如果生在了太平年代,就是清流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这个乱世,他就只能以一个“草包”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对他保持宽容,怀有一点同情心。因为三国这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化、异彩纷呈的时代,不光有战争、权谋、爱情······还应该有文化追求。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三国,才是一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