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骚客们为什么要在扇子上提画写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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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扇子，最早称“箑”，又有称“翣”，后来称“扇”。“箑”字从竹，“翣”字从羽，可知扇子原先是由竹，后来是用羽毛制成的。扇子创始之初，纯为一种招风纳凉的用具，随而被引入古代帝王与贵族的礼仪之中，最后又与书法绘画艺术相结合。演进成了点缀生活的艺术品。

　　从考古资料方面推测，扇子的应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出现之后，如古籍中提到过“舜作五明扇”。但有关图像和实物的发现却较晚。目前所见较早的扇子形象是东周、战国铜器上刻画的两件长柄大扇，以及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残件。从使用方面看，由奴隶仆从执掌，为主人障风蔽日，象征权威的成分多于实际应用。

　　战国晚期到两汉，一种半规型“便面”成为扇子的主流。其中以江陵马山楚墓出土、朱黑两色漆篾编成的最为精美。便面一律用细竹篾制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仆烤肉，灶户熬盐，无例外地都使用它。

　　春秋战国后，扇子广泛流传于民间，普遍在夏季使用来扇风取凉。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有“以扇逐暑”之句。从汉代起，扇子已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品，制作技术不断提高，质量日臻精美。

　　扇子除了用于外，也常用来遮面，故名便面。如汉代宣帝时，京兆尹张敞有管理市井之才，然无威仪，尝走马于街上，“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汉书·张敞传》)，这里所说的“便面”即扇子。“便面”就是用扇子遮住脸部，又如三国时，魏之韩宣为丞相军谋，一次步入宫门内，与临淄侯相遇，时新雨，道路泥潦，“宣碍不得去，以扇自障”(《魏略》)，因此各得其便。从上述诸事可知，早在汉代社会上已有用扇子障面的习惯。

　　汉代的丝织手工业发达，故制扇原料多用绢、纨、素、绫、缯等为面料，而色尚素自，不着笔墨彩绘。扇形尚圆，故时人称之为团扇或“合欢扇”。合欢扇的特点是以扇柄为中轴，左右对称，似圆月。圆扇的出现打破了门扇式扇面的老样式。

　　西汉宫廷女诗人班婕妤失宠于汉成帝，她托词于纨扇，写下了动人的《怨歌行》：“新制养纨索，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灯炎热。弃捐箧笥中，思情中道绝。”据说，自此以后扇面题诗开始被人效仿，逐渐又发展成扇面作画，后又发展为诗画同题在一个扇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麈尾”“麈尾扇”“羽扇”及“比翼扇”相继出现。“羽扇”前期本由鸟类半翅制成，后来用八羽、十羽并列，且加了长木柄。“麈”是领队的大鹿，魏晋以来尚清谈，手执麈尾有“领袖群伦”含意。“麈尾扇”传由梁简文帝萧纲创始，近于麈尾的简化，固定式样似在纨扇上加鹿尾毛两小撮。“比翼扇”又出于麈尾扇，上端改成鸟羽，为帝子天神、仙真玉女升天下凡翅膀的象征。

　　羽扇和麈尾扇的质地不同，使用方法也有区别。用羽扇多称摇，用麈尾扇多称挥，因而执麈尾扇与操羽宙的姿势也不一样。这一点大概对魏晋清谈家的风度有一定影响，所以羽扇始终未能占领清谈的阵地，故后人也称清谈为“麈谈”。

　　自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尾扇是文士清谈时所执之物，在社会上层人物中很受重视，被誉为“君子运之，探玄理微。因通无远，废兴可师”，“拂静尘暑，引饰妙词”。因而高官名流常常持不释手，有些附庸风雅的武将也喜欢摆弄麈尾扇。

　　自汉代以来丝织手工艺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到了东汉，丝织品上除了织出花、鸟、虫、草之外，更出现了织字文锦，其文字有“延年益寿”、“长乐明光”等，这些织字的出现对在素白的扇面上加文字，或加花鸟都有着直接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扇面上绘画、书写文字已相当的普遍。这不仅美化了扇面，而且人们也常以手持社会名流书绘的扇子，来表示自己高尚的文明修养。

　　例如，大书法家王羲之，居蕺山时，见一老姥持卖六角竹扇，买者甚少。王羲之见之，取扇各书五字。老姥初叹息，王因谓之曰：“无苦，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金价”，老姥如言，人竞买之(《晋书·王羲之传》)。又如《宋书》记载，范晔善隶书，皇帝亦慕其名;送去白团扇，令书诗赋美句。从而可知，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皆喜名家书法。

　　随着书写文字进入扇面的是人物、山水画等。南朝时即有人“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览万里为遥”。(《齐书》)，这是文献上记载较早的山水扇面。又南朝著名画家陆探微、顾宝元等名画家，也经常为他人绘画扇面。随着书字、绘画扇面的流行，社会上也出现了与此有关的新的行业，如缚笔、织扇等，据《太平御览·服用》记载，“何植……常以缚笔、化事织扇为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时文业的兴旺发达。

　　魏晋时期，上层社会的人士所用扇子，甚为讲究，而一般的百姓多使用以竹、葵、蒲等为原料的扇子，伪如，晋时谢安是京都申很有名望的人士，其同乡到岭南经商，贩运回“五万蒲葵扇”(“晋书》)，但已是非时不售之货，谢安为解决其出售之难，乃取其一执之，于是京都士庶竞相争购，扇子“增价数倍”，旬日则无所卖矣。

　　隋唐时“麈尾”虽定型，但使用范围缩小。“纨扇”起而代之，广为流行唐开元、天宝年以来才多“圆如满月”式样。纨扇深得闺阁喜爱，古代诗词中多有反映，如“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借团扇刻画出少女种种情态或愁思，可见扇子的功能已大为扩展。

　　宋代，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得到空前的提高，文人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文人画创作高潮。加上皇帝对扇面艺术的重视，书画扇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峰。《书继》中载：“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两宋盛极一时的画扇，创作了大批不朽之作。小至花鸟画中的野草闲花、昆虫禽鱼，都运以精心，出以妙笔。

　　如旧题黄居窠《晚荷郭索图》、旧题徐崇矩《红蓼水禽图》、张茂《双鸳鸯图》等，尤其是宋徽宗赵佶《枇杷山鸟图》更艺极于神。大至山水画，咫尺千里，反映江山多娇、雄浑壮阔的气势。以全景式的构图，却以细腻的皴法来表现曲折多变的山川、晴峦叠秀、烟云雪雾。在南宋，又有突出局部，使构图和景物变得简洁，主题鲜明突出，达到意境完整的效果。如旧题马世荣《五云楼阁图》、夏硅《烟岫林居图》、旧题陈清波《湖山春晓图》;特别是旧题张训礼《春山渔艇图》，著色青绿山水，洋溢着春天江山的迷人景色。它小中见大，咫尺千里。

　　扇面作为绘画的一种形式被继承、发扬、光大，实已脱离了折扇的实用性，塑造了艺术化的扇面绘画作品，被历代皇室显要，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作为精品珍藏。扇面画，在元代也有不少精品，如故宫收藏的夏永的《岳阳楼图》等。

　　宋元时期纨扇尽管还占主要地位，且更多样化，但同时也出现另一新品种“折叠扇”，即折扇。

　　折扇，义名“折叠扇”，别称“聚头扇”、“聚骨扇”、“叠扇”、“撒扇”等。晋代《子夜歌》有句：“叠扇放床上，企想远风来。”但那时的叠扇不一定与今天的折扇相似。

　　关于折扇的起源，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现今盛行的折扇源于古代中国;另一种则认为，折扇不是我国所创，而是宋代时由高丽或日本传人我国的。后一种说法似乎材料更充分。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高丽使臣来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沙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一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涂为云气月色之状，极为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同也。”这是折扇名字及有关记叙出现最早的文字。

　　南宋时生产折扇已有相当规模。但扇面有画的传世实物连同图像反映、画录记载，两宋总计不到十件，元代更少。这种情况也许因当时多用山柿油涂于纸面做成“油纸扇”，不宜绘画，只供一般市民使用;或与当时风习有关，虽也有素纸“折叠扇”，但只充当执事仆从手中物，还不曾为文人雅士所赏玩，因而尚未成为书画家染翰挥毫的对象。元代山西永乐宫壁画，保留了大量元人生活情景，“折叠扇”仍只出现于小市民手中。

　　折扇盛行于明代。明永乐年间(1403--1424)，“朝鲜进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部如式为之”。(刘元卿《贤奕编》)永乐帝也曾把朝鲜充贡的折扇“遍赐群臣”。自制折扇，为全国普遍使用提供了方便条件。现存有明代宣德帝朱瞻基书写的大折扇，是明成祖命工部自制折扇之后的实物。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又专门派人去日本学习制扇技艺，从而为在全国各地发展制扇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嘉靖时(1522--1566)，全国已有很多地区可以自制折扇，江阴出土明正德十年(1515)剪纸艺术折扇，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钏夫妇合葬墓出土四把折扇，均是当时自制折扇的精品。

　　明永乐年问，成都所仿日本“倭扇”，年产约两万把。早期扇骨较少，后来才用细骨。扇面有加金箔者，特别精美的由皇帝赏给嫔妃或亲信大臣，较次的按节令分赐其他臣僚。近年各地明代藩王墓中均有贴金折扇及洒金折扇出土。浑金扇面还有用针拨画山石人物的，极似倭扇格式。也有加画龙、凤的，可能只限于帝后使用。

　　至于骚人墨客等风雅之士，讲究扇面书画，使之更近于工艺品。当时的川蜀及苏州都是折扇的主要产地。折扇无疑已成为明代扇子的主流，影响到清代，前后约三个世纪之久。

　　清代是扇面书画发展全盛时期，折扇这种“怀袖之雅物”从宫廷到民间在当时己普及并流行，因此折扇扇面书画的创作规模和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程度远超前代，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乾隆帝曾命画师张若霭将宫内所藏元、明两代折扇300把编目作序，题名《烟云宝笈》。由此可见，此时折扇扇面书画作为‘种新的绘画艺术形式正式成为皇家的典藏。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清代画扇名家有“四王吴恽”(王时敏、王鉴、王石谷、王原祁、吴历、恽寿平)、 “四僧”“金陵八家”等，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留下了大量的扇面精品。

　　清代扇画流派中扬州画派的扇画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扬州画派以“扬州八怪”及高凤翰等一批画家组成，“扬州八怪”中名声最大的当属郑板桥与金农。他们的折扇作品极具开拓精神，形成了与宫廷画师情趣大相径庭的一代画风，创作了一大批精美的、异彩纷呈的扇面作品，给当时的绘画界带来一片生机，为扇文化书写了重要的一笔。郑板桥的扇丽绝大多数为兰竹，金农的扇画则多画文人花卉，两人画风和技法迥然不同，但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清末扇画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虚谷、任渭长、任薰、任熊、蒲作英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他们以生动活泼的花鸟画为主体，以金石篆籀之趣入画，善奇能书，师古而创新，留下了大量富有艺术特色的扇画作品，仅任伯年一人至少有三百幅折扇扇面传世，将扇面书两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清代不仅文人士大夫热衷画扇玩扇，民问也有一批画匠在创制风俗昧十足的折扇。他们选择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作为题材，以黑纸作扇面，以粉彩施金绘花鸟、水、人物，画风独特，韵味十足。清末北京有位人称画丁的画师(丁子敬)专画京剧人物，十分受人欢迎。在乾隆时还创作出。种半印半画的杨柳青扇面，不但价格低廉，而且情趣盎然，生活气息浓厚，深受草根阶层的欢迎。

　　扇子同戏剧、评弹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和舞台上，扇子往往可用来起角色、代道具、表感情，可以既美化身段。又有助于人物的刻画。如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贵妃醉酒》中，曾运用扇子巧妙地表达了杨贵妃的娇妍醉态和复杂心理。

　　明清两代，折扇制作和扇面书画艺术由于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和积极推动，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体两面的艺术瑰宝，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已经成熟。在此后长达多年的时间里兴盛不衰，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中国书画领域的艺术形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扇予已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但扇子与扇面书画本身所拥有的艺术价值以及承载的上千年来无数文人的精神情怀，毋庸置疑，已经在我国传统书画艺术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