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迁都讨论了好几次，最终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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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城，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心脏，通常承担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职能，故都城的地理位置选址非常关键，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气运和兴衰。

　　《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王国对外不断吞并和扩张，面对着更加复杂的环境，都城的选址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第一是不能简单以国土中心建都，地理、政治、军事的形势都需要纳选址的入考虑;第二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都城的地址也需要相应进行迁徙。

　　王朝迁都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商代有盘庚迁殷，周朝有平王东迁洛阳，宋有高宗南渡应天府，明有成祖北迁燕京。清朝龙兴于东北长白山一带，先后在兴京、东京、盛京建都，入主中原后取代明朝，定都于北京，直至清末，清朝都没有进行过迁都。

　　元、明、清三代都选择以北京为都城，自然是看中了其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对清朝而言，选择北京为首都，至少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北京地理形势险固，易守难攻。明代大臣杨荣曾总结道：“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据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於燕蓟。……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

　　第二，北京靠近东北，即满人的发家之地。万一天下有变，满人便于从北京退守关外，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第三，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存在，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北京，不会面临物资短缺的问题。

　　由于上述优势的存在，北京非常适合作为清朝这个大帝国的首都，二百多年未曾移易。然而，北京地势之易守难攻，是相对于冷兵器时代而言。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海上作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在清代闭关锁国，忽视海军建设的背景下，北京过于靠近入海口，反而成为了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劣势。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侵华，都将清朝都城防御薄弱的短板暴露无遗，清政府数次为保住首都而不得不签订屈辱条款。

　　因此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关于迁都的讨论，逐渐摆到了台面之上。晚清时期，清朝共出现过三次关于迁都的讨论。

　　第一次关于迁都的讨论，发生在鸦片战争期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者第一次领教到了洋人坚船利炮的厉害，军舰突破大沽口登陆天津，便能直接挥师西进，直取京师。当时的咸丰皇帝被迫离京逃亡至热河，成为了清朝第一个逃离首都的皇帝。

　　在英法联军进京，咸丰外逃后，清政府为应对局面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是派恭亲王留京，与洋人议和。但当时清廷预估与英法联军的谈判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恭亲王以及部分大臣如文祥、胜保等，均上疏请咸丰做好迁都进行长期作战的准备。在当时，咸丰部分地接纳了关于迁都的意见：

　　“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豫定，自宜豫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陕西古称天府，雄据上游，与中原声息相通，人心系属，转饷亦易，诚为便宜。将来跸路经行，由山西太原、平阳等处折入潼关，尚属可行。”

　　按照咸丰和一些大臣的想法，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迁都的话，最理想的地点应当是陕西西安，当时咸丰也下令做了一些迁都的前期考察准备。但比起迁都所要付出的成本，清政府还是选择了苟且偷安，与洋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换取一时的和平。加上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在热河病逝，迁都的议案被搁置了下来。

　　虽然清廷以屈辱条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但隐患仍然存在，因此关于迁都的讨论并没有彻底平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发生了大清国迁都的第二次讨论。

　　作为洋枪队队长的雇佣军官戈登，曾在离开中国前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二十条建议，其中就有关于都城选址的讨论：“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戈登的建议，为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的狼狈失败而得出。在学术界，如维新派的官员汤寿潜在其著作《危言》中指出，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仍建议以西安作为大清的新首都，一来推进维新变法，二来消除直接的军事威胁。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清朝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同光中兴”时期，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威胁，迁都之议不像在战时那么具有迫切性。因此这一时期关于迁都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引起清朝统治者们的注意。

　　与汤寿潜同时期的郑观应，是迁都论的反对者。郑观应认为，清朝要自强，应该做的是“内修政事，外固封圻”、“秣马厉兵”通过加强内政和军事建设来抵御外敌，迁都只是下策。

　　在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寄希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加强军备力量来守护京师。然而甲午战争中，清朝辛苦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挫，彻底击碎了清廷偷安的美梦。日本老调重弹，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进军北京，来迫使清政府与日本迁都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这起事件，激起了晚清关于迁都的第三次大讨论。

　　这一时期主张迁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晚清维新保皇党康有为。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提出了拒和、迁都、再战的建议，并指出“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 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同样将陕西西安作为了理想的迁都地点。

　　除了康有为以外，在朝的官员如张之洞、谭继洵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迁都或者选择合适地点建立陪都的必要性。然而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已经习惯了屈辱外交，丧失了奋起再战的勇气。

　　当时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既为保住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因担心迁都后自己的权力被稀释，不愿意倾全力与日本再做最后一搏，导致第三次迁都的讨论亦不了了之。而清朝在外交上的软弱，更加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欲望，也注定了清朝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