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前是怎么选拔人才的历数中国几千年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之前是怎么选拔人才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之久，作为“为政之本”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也同样源远流长。在我国通过一定形式对人才进行培养、选拔、考核和使用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的变迁，不同历史时期相继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具体措施和选才制度。

　　夏商西周时期的乡兴贤能制、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乃至隋唐时期日益占据主流的科举制等，均是为了呼应当时社会环境的大背景而产生的相对合理的选官制度。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学堂制迅速取代科举制成为中国社会的人才培养和选拔的主流。京师大学堂、清华学堂等风靡全国的高等学府一跃成为读书人心目中的圣殿，通过考试进入高等学堂的措施开始逐步制度化，高考制度便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

　　夏商西周以世袭罔替为主流

　　夏商西周是中国奴隶制国家从诞生、发展直至鼎盛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之中，华夏文明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由兴办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和世卿世禄制等。其中以世袭罔替为特征的世卿世禄制是当时的时代主流，在这种制度下只有贵族血统的子弟才可以在朝为官，并可世袭。

　　夏朝之前的华夏大地基本处于部落联盟的政治模式下，部落联盟中不同的部落各尽其责，分别承担一份自己所擅长的职责。比如帝舜时期，曾先后两次让有崇部落首领去治理水患，鲧和禹因此两次承担起治水的职责。到了奴隶制社会，原先的部落首领演化为贵族阶层，延续了曾经承担的权利和职责，这便是世卿世禄制的沿革。

　　不过除了任命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之外，一些励精图治的君主往往也会不拘一格的招揽人才。夏朝中期经历了“孔甲乱夏”之后，国势日渐衰微。后来出现了一代明君姒发，改革弊政、奋发图强，并破格提拔当时养马的长者关龙逄为相，使夏朝一度出现复兴的萌芽。只是礼贤下士之举在西周之前比较少见。到了西周时期则出现了由各地诸侯和地方民政官员选拔德行、道艺兼优者举荐于天子，或升入大学深造的选贤贡士制(即乡兴贤能制和贡士制的合称)。

　　春秋战国时期逐步打破血统桎梏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发生了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逐步从分封制向君主集权制度过渡，又称周秦之变。伴随社会结果变迁而同步发生的还有诸侯争霸和百家争鸣，而这些均离不开一个特殊的新兴阶层“士人”的关联。从西周中后期，由落魄贵族、贵族庶子和部分武士构成的士人阶层逐步兴起，他们没有土地和子民，但随着竹简和木牍的普及能够掌握足够的知识。另一方面，诸侯国君们对自己的封臣领主愈发忌惮，更倾向于打压贵族卿大夫势力而提拔毫无根基的士人阶层来管理国家。

　　被视为春秋战国分水岭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更刺激了列国君主对人才的渴望和对贵族守旧势力的忌惮。在此背景之下，人才的选拔出现多样化特征，诸侯们纷纷招贤纳士，意图富国强兵。列国通常以荐举制和养士制为主，同时又有考选制、世官制、军功制、客卿制等与之并存。其中齐、魏侧重荐举制和养士制、楚国注重世官制、秦国及至商鞅变法之后则以军功制、荐举制和客卿制并举。战国后期李斯的《谏逐客书》，反应的正是秦国旧贵族对客卿制的排斥。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虽然均存在多个选拔制度，但除了世官制外都已经不以出身作为衡量人才的因素了，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秦汉时期的选官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荐举制就已经被列国广泛运用。到了秦汉时期，更进一步演化为察举制，察举制的出现主要是源于君王的自身精力限制。战国时期，列国纷争不断，各路诸侯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人才的勘察和维系中去。秦昭襄王时期，范雎便是通过拜会秦王的方式，在获得君王赞赏的情况下步入秦国朝堂的。然而帝王个人精力有限，秦汉大一统帝国的事务又十分繁杂，所以必须通过地方品评和制度化运转的方式取代君王和朝臣面试。

　　与察举制同时被使用的还有征辟制，二者合称察举征辟制。其中察举制由地方官的考察和推荐，将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东汉末年的曹操、袁绍等皆是通过察举制被任命官职的。至于所谓征辟制，那便是由皇帝直接下诏征召指定人才为官 的制度，并不需要进行考核即可被委以重任。作为皇帝权力的重要标志，征辟制在此后历代王朝中始终存在，唐朝时更有人通过隐居京畿附近的终南山林，寻求被皇帝征辟的机遇，世人称之为“终南捷径”。

　　和征辟制的长期留存不同，察举制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显露出弊端。由于没有客观的选才标准，加上拥有荐举权的官吏往往会出现营私舞弊和滥用职权的现象，以至于出现许多名不符实之徒被任命官职的情况。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的现象，使得权贵子弟往往能够身居高位，而德才兼备的寒门士子却往往报国无门。

　　由门阀世家把持朝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清流名士的评语往往比被举孝廉更为重要。曹操早年间，已经被举荐担任官职，却依旧纠缠着开办“月旦评”的许劭对自己做出评价。并在得到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后欣喜若狂。这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察举制信誉的看轻。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曹丕时期由陈群提议了一个新的选官制度，即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选拔方式，从原先察举制的地方品评推荐演化为考试选拔和定期考察的模式。它将察举制中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和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掌控。然而九品中正制实质上依然是察举制的延续和进化，并未完全取代察举制。到了西晋时期，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的评议标准逐步沦为以家世背景作为唯一衡量因素的方法，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沦为了士族门阀把控朝政的工具，严重阻塞了社会人才的正常晋升通道。

　　从隋唐到清末以科举和恩荫并存

　　狭义上的科举取士源于隋朝，在隋文帝继位以后，为了摆脱门阀士族对朝政的掣肘，废除了选官重视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并下诏举“贤良”。此后到隋炀帝时期，现实意义的科举考试得以举办。但如若论述广义上的科举制，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考选制和汉朝的贡举制。

　　相较于世官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选拔形式和公平方面都做到了最好。在漫长的科举制度下，不同时期的具体形式和科考内容存在极大差异，但大体已经可以规避血统出身的因素影响了。然而科举制的实施并不代表上古时代世袭制度的彻底消亡，作为世袭罔替的变种模式，恩荫制从汉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其中汉朝的任子制(又称荫任制)、唐朝的门荫(又称恩荫)均是世袭制度的化身。到了宋朝，更形成了颇为完善的恩荫制度，被成为“推恩荫补”，并延续到了清朝。

　　清末新政到民国时期的晋升制度

　　随着皇权专制统治的加剧，科举制度的科考内容和制度限制同样趋于狭隘。仅对儒家部分经典的考察，导致选拔出的官员去缺乏自然科学能力，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并且也强化了士人的官本位思想，弊端暴露无遗。清末新政开始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制定了以学堂取代科举的方案。在此背景之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和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相继开办落成。

　　民国时期，局势动荡，中国的大学教育却表现卓著，在救国图强的使命感和危机感的刺激下，大师辈出!在儒家科举制度被冲破的大背景下，孙中山先生借鉴了中外人才选拔制度的优点，创建了一套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制度，并极大的拓展的考核科目，在北京政府时期正式推行，这标志着中国完全意义上唯才是举的时代正式到来。新中国成立后，以民国时期的大学考试方案为蓝本，建立起来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即为高考。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是从上古时期的世袭罔替制度逐步演变发展为通过高考测评的方式进入高等学府进一步深造，并最终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创造价值的。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以血统出身为评判标准的制度和唯才是举的评判制度长期共存，并逐步过渡到今天的高考制度中来。

　　当今社会对高考有这样一句评价，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然而回首过往千年，能够在如今这般公平、严密的制度下去寻求一份晋升的机会，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瞻仰诸子先贤荣光、承载中华文化精髓，让我们开拓进取 追逐梦想、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