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是靠什么突破宁锦防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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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四年的七月，除了天气亢旱外，大明与后金即将再度发生激烈的军事争夺。已经是后金汗皇太极亲率大军，对明发动了大凌河之战，虽然此战在清朝开国史上不算是著名战例，但是它不仅从战略、战术多侧面反映了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而且也是日后与明进行松锦决战的一次演习，因此在明清军事斗争史上显得极其重要。

　　宁锦防线的重新激烈争夺，皇太极从根本上大幅度调整先前战略，打破了袁崇焕对崇祯“五年复辽”的许诺。

　　早在天启六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此议得到许多臣下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

　　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这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此前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与袁崇焕谈话说：“女真跳梁，已有十年，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对答说：“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整个辽东可收复。”彼时袁崇焕说如此重大事情想都不想随口就说，这实在是对崇祯和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崇祯听完兴奋地说：“五年收复整个辽东，朕不会吝啬一个封侯之赏，望卿努力。”内阁辅臣们听了“五年全辽可复”后无不对袁崇焕交口称赞说：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明史纪事本末》独独兵科给事许誉卿并不相信，特意询问袁崇焕，袁崇焕竟然以“聊慰上意”作为回应，我没事就是逗皇上开心而已。

　　如此重大事情，被袁崇焕如此调侃，让许誉卿脑袋“嗡”一下，问他说：“到时如果按期责功，怎么办?”，袁崇焕才意识到“玩笑开的有点大”于是不断向崇祯提出各种要求，但崇祯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需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五年平定辽东就行。深知袁崇焕在崇祯面前的“浪对”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对崇祯上疏暗示说：“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臣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截堵，攻城不能入保，应按律逮捕。”崇祯帝看后表示同意这种约束大臣的严肃性，后期袁崇焕的作为惊人地如同许誉卿的预料那样发展，但崇祯此时并没能知道“袁崇焕逗着玩”的言论。

　　此后的“乙巳之变”后，袁崇焕赶到河西务，与手下商量前往北京进行弹压。副总兵周文郁反对说：“大兵宜迎击敌军，不宜入都。”接着说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布置失措，结果本来应该挡住后金人马于蕲州到通州一线，展开决战，却最终弄成了“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导了北京城下，急着带着喇嘛朝着要进城躲避。当时还有民谣讽刺说“投了袁崇焕，东人跑一半”《国榷》。

　　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计。袁崇焕的心腹爱将祖大寿目睹督帅被抓，大为惊愕，吓得浑身发抖《明史》。一旁的大学士成基命看到祖大寿的状况，立即磕头请崇祯慎重，并说：“敌在城下，非他时可比，帝不听”。有的辅臣劝谏，对崇祯晓之以理：“临敌换将，兵家所忌”，崇祯已经被气得崩溃，下了狠心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烈皇小识》。

　　崇祯的眼里，自己寄予厚望的袁崇焕一直在忽悠自己，在袁崇焕处死毛文龙时曾发誓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并给崇祯的奏疏中信誓旦旦地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烈皇小史》孰料五年非但未能打退后金兵，竟被打入城下。多年后，学者张岱对袁崇焕所作所为提出了强烈批评：“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矣。”袁崇焕死后，对于皇太极来说除却了一个心腹大患。接下来对于皇太极最重要的挑战就到了袁崇焕的心腹祖大寿，驻守大凌河的重要将领。

　　祖大寿的困惑，倔强的拒降者，最终无可奈何的投降令人同情。

　　祖大寿本是晋朝镇西将军祖狄的后裔，带着这份巨大的荣耀，让他在明代将领中显得格外耀眼。但从他的曾祖父祖镇算起，均是明朝高级武将，因功升左都，后追赠荣禄大夫。祖大寿的父亲祖承训初为辽东总兵官，屡次抗击蒙古部落，战功显赫。这个家族也获得了“四世元戎”的美誉。

　　此外，祖大寿不仅拥有一支劲旅，号称“祖家军”，同时在关外“族党甚强”，如宁远总兵吴三桂是其外甥，祖大寿的子侄和吴三桂的表兄弟，他的非祖姓的部下，大多与吴三桂均有深厚交集。明代中叶以后辽东地区有三股辽军势力：一是李成梁系统的辽军，二是祖大寿系统的关宁辽军，三是毛文龙系统的岛兵，这些势力均有着浓厚的宗族色彩。

　　祖大寿在辽军地位资格老、地位高，在祖氏族党中辈分高，使得这队人马非常抱团，战斗力强悍。也正因此，他得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瞩目。在松锦之战后，皇太极说：“明国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天聪四年(1630)年开始，皇太极在占领永平后开始查访祖大寿的族人，给其分配房屋，由此开始送信给祖大寿劝降，直接走上了十年的劝降之路。以釜底抽薪办法，逐步收编关宁军的亲族，加以厚待、圈养，成为牵制祖大寿和其手下官兵的一种手段。对于劝降明朝将领，大挖明朝墙脚并非是皇太极的一时兴起，而是深远战略。崇德七年(1642)九月，松锦决战刚结束，满洲官员一起向皇太极上奏，建议趁此机会，迅速全面发兵“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对于如此急躁的急功近利，皇太极表现出了高度的军事战略眼光，他批示说：“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紧接着他把大明比成粗壮大树说：“无论有多大气力，有多着急，绝不会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而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打了一定程度，这棵大树自然自己倒下。

　　招降就是皇太极“砍树”的重要斧头。皇太极即位之初就尝试与祖大寿进行接触，当时恰逢明熹宗驾崩，皇太极给祖大寿写信表达了要派出使节吊丧并祝贺崇祯登基，祖大寿回书予以拒绝。对祖大寿的招降，皇太极表现出了极大 耐心和定力，根据《清太宗实录》统计，在十年间，先后10此写信给祖大寿，其中8次是以皇太极的名义，另外两次则是明朝降将，甚至皇太极还给祖大寿的妻子写信进行劝降，几乎发动了所有可能的条件。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结果被皇太极倾国之兵团团包围。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防御工事，赞叹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于是皇太极并不敢急于攻城，只是采取围困办法。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在围困头一百天，祖大寿毫不示弱，亲自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在四次突围失败后，皇太极加大劝降力度，承诺给其高官厚禄与“诸贝勒并列，不与官员辈并列“，并保证已经投降的子弟及部下，“尽贫国之力养赡之。”

　　祖大寿对言辞颇为恳切的信件均置之不理。城里的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最后残酷到将士们互相残杀争食的地步。所有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之外，都认为只能投降。祖大寿叹息说：“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命身。”最后与皇太极城外设坛盟誓，表示投降。此时城中原来的三万人，被围八十二天后，只剩下万余人。

　　投降后的祖大寿以妻子家眷在锦州为借口，向皇太极献策，愿意带领人马换上明军衣服，混进锦州这样就可以在城内做内应。皇太极表示同意，并给他五千人马。祖大寿在半路上借着大雾甩开同行的贝勒阿巴泰等清军，单独奔进锦州成，然后开始率领明军抵抗清军。

　　崇德三年(1638)十一月，皇太极再次写信给祖大寿“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然在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此而见疑。”对于皇太极来说，八年过去了，祖大寿对他的“执着和热情”丝毫不与回复。此后皇太极更是加大了对其归降的“祖家将”们的封赏力度。其中包括祖泽润为三等昂邦章京、祖可法升一等梅勒章京、祖泽洪为一等梅勒章京、张存仁为一等梅勒章京。这些都是皇太极在祖大寿身上“下血本”的表现。直到1641年，在皇太极的总体布局下，对锦州实行长期围困，坚壁清野，围城打援，崇祯派洪承畴率领大明十三万精锐解围，爆发了松锦决战，结果主帅洪承畴在半年后被俘投降。祖大寿再次山穷水尽，在无可奈何后再次选择献城投降。

　　大凌河之战，皇太极取胜的几大原因，曾国藩后来剿灭太平军战术与之大体相同。

　　首先自造火炮。

　　西洋大炮明末传入中国，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安有瞄准装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攻守重器也。”明廷将此炮安放在重镇要隘。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仅凭刀矛弓箭，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于是下今仿制西洋大炮。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参与制造西洋大炮，铸成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后金“造炮自此始。”皇太极考虑到满人不熟悉放射火炮，故将满洲八旗中析出部分汉人军士，组成汉军，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统领这支炮队。

　　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后金兵作战原“未备火器”。天聪五年正月，首次仿制红衣大炮成功，建立了炮兵兵种，三月，皇太极考察炮兵素质，“出阅新编汉兵(炮兵)，命守战各兵，分别两翼，使验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大赍军。”七月，令总兵官佟养性率领炮兵第一次出征，参加大凌河之战，这支炮兵营于锦州大道，与明援军展开激烈炮战，还摧毁大凌河城周围，及至广宁一路的墩台，发挥了火炮巨大威力。因此，明廷震惊，兵部题本中指出，“火器原为中国(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则我之防范可不为绸缪，以遏其将来之狂逞乎!”大凌河战后，皇太极更加重视炮兵，大批制造红衣大炮。这在清朝开国和清初统一 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驻防大凌河的祖大寿等率领明军工役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后金兵已经进国其城，七日，皇太极分析了宁锦形势，及大凌河城的处境，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此后的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军的战术中与此高度相似。第三， 首次围城打援战术演习成功，皇太极深知后金八旗兵长于野战，不善攻坚，以轮番人海战术强攻坚城，得与不得，皆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这次大凌河之战，改变过去的打法，指出“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无论明军出城突围，还是外来援军，对八旗兵都有利发挥野战的优势。

　　此次战术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锻炼了部队协同作战技能。到了崇德年间，明清松锦大决战，皇太极用大凌河之战成功的围城打援战术，在锦州城外掘壕筑墙，祖大寿再次被围困，蓟辽总督洪承畴等，率领明军步骑十三万前来解围，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被擒。锦州城长期被围困，城内出现人食人，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开城第二次投降。自此，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至此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