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反腐杀了许多官员，为什么明朝的腐败还是无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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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既有皇帝也有官员，既有奸臣也有忠臣，既有廉官也有清官。用吴晗的话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特别是24史中最后明史，从常理说应该借鉴以往朝代教训，王朝建设的会更好，走的更远。但恰恰明朝一些史料让后人不解，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史料让人深思。

　　明朝应该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当皇帝最成功的王朝，朱元璋出自贫民，当过乞丐当过和尚，他更应该懂得王朝来之不易。朱元璋当皇帝后，他深知腐败对国家的危害，因次他铁腕反腐，对腐败施以重刑，官吏贪污60两以上的，一律斩首，还要剥皮揎草。各州县的衙门左侧的土地庙成为剥皮的刑场，被人称为“皮场庙”。但即使朱元璋用重典施重刑，贪污问题依然没有杜绝，明朝出现“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连朱元璋都无奈：“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死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贪腐却比任何朝代都厉害。

　　如何腐?

　　对于明朝的贪腐，还是用明朝人说话最有力度。明人陈邦彦对明朝的贪腐这样评价：“嘉(靖)、隆(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宦游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嗤斥之。”嘉靖以前，明朝的士大夫及官员未必都是“敦尚名节”，但这些员还能知贪腐是羞耻行为，被问到当官时挣了多少钱，很多贪腐的官员都因为羞耻从来不说，也就是说此时的明朝贪腐问题还没有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但嘉靖上台后，明朝官场风气变化很大，士大夫无不“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此时明朝的官场用陈邦彦的话表述：“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当得到朝廷任命，得到一个肥缺的职务时，都高兴庆祝，但如果得到是一个穷差事则没人理会他。“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明朝此时的官场形成了，谁贪的多证明有能力，笑话清廉官员无能，这样官场，即使出清廉官员也无法生存下去，海瑞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比如吏科给事中魏大中，谁给他送礼他就举报谁，于是再没有人敢登他的门，最后结局很惨，被魏忠贤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监狱里。

　　明英宗时王振、武宗时的刘瑾以及穆宗朝时的李广等人贪腐，主要是皇帝身边宠幸的太监。但嘉靖以后的皇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及首辅，甚至惩治贪腐的监察部门的御史们，也照样受贿贪腐。

　　嘉靖皇帝时，有位叫翟鸾大臣最开始进入内阁工作时，他有修洁的名声。他身为重臣时，巡察边境，可以对边疆地区文官武将有生杀大权。此时翟鸾巡察时，官员们都“橐键郊迎”，“馈遗不赀”，他巡察结束时，是什么景象呢?“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后来他在内阁首辅的位子上，被人举报贪腐，他“声誉顿衰”，最后遭到削职为民的结局。

　　明朝大贪官严嵩在明朝内阁专政时，收钱敛财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父子齐上阵，严嵩收钱的时让他儿子工部侍郎严世蕃操作。严世蕃凭着老子是宰相的权力，他“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竟趋，要价转巨”。严世蕃是不折不扣的贪腐官二代，而且严家还有贪腐官三代。因为收钱办事，总要有个牵线搭桥的人，给严家牵线搭桥的“不下百十余人”，其中牵线最多的是严世蕃的儿子，锦衣严鹄与中书严鸿。严嵩倒台后，朝廷从严家抄没的珍宝异物太多，连清单都能编为一本书，名为《天水冰山录》。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臣，也是一个好官。他是明朝历史有作为的改革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官员，也是一个贪腐高手。时任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行贿张居正，送他两个金盘子，盘子中有高达三尺高的珊瑚。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写过一本明史书籍，名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记载，明朝追查张居正贪的各种财物价值10万两以上以。张居正的儿子还称，还有30万两寄存到其他地方。朝廷命人抬进宫里进行点验，一查财物达110扛(这里的“扛”是指专门装金银财宝的轿子，由两人抬着)。张居正死后，明朝官员就不服气对他进行鞭鞑：“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可见张居正贪腐之重。

　　明朝赵志皋当首辅时，綦江抓获了一个人，抓捕人员从他身上搜出4封函件，还有他携带的黄金五百、白金千两与虎豹皮数十张。经过官府的多次过审，此人才承认，他的这些钱财主要去朝廷打点内阁官员。因此在明朝，用钱行贿内阁，很少让人发现。到了崇祯皇帝时，这种行贿的事成为一种见怪不怪事。有人甚至直接带着黄金找到中书舍人，请他去行贿内阁大学士，帮送黄金的人升官，而升的是副都御史。不过送礼的人被明朝巡逻军士抓住，可见这种事太频繁。

　　崇祯皇帝时有个叫薛国观的首辅，也曾受贿。当时身为御史的史范贪污案被查，崇祯帝大怒，要撤掉他的官职发配，史范听说后，赶紧“急携数万金入都”去打点，他把大量黄金放在薛家，与薛国观商议应对策略，但被政敌发现揭发。崇祯下令把史范关起来，不久史范在狱中病死。

　　史范死了，史家人不愿意，他们向朝廷举报，史范行贿的黄金“所携赀尽为国观有”。于是首辅薛国观也坐实了受贿罪被罢免职务回乡。

　　薛国观离职时，从京城往老家走，当时他带的东西太多，“辎重累累”，又引起政敌的注意，薛国观再被举报，“得其招遥通贿状”，最后老家没回成，“法司坐其赃九千”被崇祯打死。薛国观死后没几年，明朝也灭亡了。

　　因何腐?

　　后人不明白，朱元璋用尽残酷的刑罚反腐，而且还制定了严厉的法典，为什么后来明朝贪腐不断，成为历届王朝贪腐最为严重的一个王朝呢?

　　首先，明朝官员收入太低，比宋朝要低几倍。宋朝清官退休后，在家置房置地养家伎，而明朝连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保住就是奇迹了。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当皇帝时，一个县令月薪不超过5两。朱元璋认为这些钱够一家人生活了。

　　但朱元璋却不知道，官员这点钱正常情况下养家糊口可以，但也要养些下人，还有要官场上打点。这些钱显然不够，因此必然贪腐。

　　明朝俸禄有一个计算方式，朝廷先根据官员一年需要多少粮食，然后再根据这个比例将粮食折算成银子发放，虽然官职变动，俸禄也跟着变动，但换算比例却一成不变，一两黄金换10石粮食，那么一两银子就换两石粮食。在明朝初年这个俸禄还能满足官员，但随着社会发展，粮食价格是波动的，而且明朝末期，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白银，一两银子就不值钱了，因此固定不变的官员俸禄换算比例，让官员的工资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贪。

　　明朝贪腐另一个原因就是反腐体制不健全。要想让官员不贪，不是严查。但朱元璋当时却运用特务人员，深入各地监视官员。有人甚至晚上与家人说的话，第二天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靠这种看管方式，朝廷要花费成本极高。

　　另外，朱元璋还让官员互相揭发贪污行为，给揭发者奖励，这很容易成为官场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问题。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揭发，虽然初期效果很高，但这些揭发官员的老百姓极易被官员打击报复。

　　在明朝有个现象很有意思，“抓反腐照样腐”。我们都知道，“御史”就执纪反腐的官员，但明朝的御史非但没起到反腐的作用，反而带头贪腐。明武宗时有个御史胡节，曾贿赂宦官刘瑾被查。御史钱从哪来?当然是收受其他官员的。

　　嘉靖末年，御史与官员贪腐形成“猫鼠共眠”的局面，他们反腐职责则“无闻以赃吏上闻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路过衡山县，县令陈安志对他傲慢无礼不满，陈安志一气之下打开了黄廷聘的行囊，发现“金银诸物甚夥”，于是奏报朝廷，最后黄廷聘受到“冠带闲住”的处分，却保住了乌纱帽。御史陈志先巡察江西后，回来后丢失了四件行李，地方官员查获后，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他受贿明细表，详细记载了他受贿“不下数万”，陈志先也受到“革职闲住”。隆庆年间，淮扬巡盐御史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事发，被革职查办。殷正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时，“岁受属吏金万计”。当时广西正闹民变，首辅高拱竟然说：给他百万黄金，即使“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当时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对贪腐也只能容忍了。

　　从这些事例看，明朝贪腐严重既有官员俸禄低的原因，关键是明朝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反腐制度。

　　怪现象?

　　明史专家吴晗曾对《明史·循吏传》进行过统计，这里所说的“循吏”是好官。吴晗对125个循吏进行了分析，从嘉靖皇帝继位到崇祯皇帝吊死123年里，仅有5位循吏。而120个循吏包含在嘉靖皇帝之前的153个里。明宣宗、明英宗期间有位叫周忱的江南巡抚，吴晗称他为“爱民好官”。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爱民好官，为干事业拿钱打点朝中大臣，还要给来往的官员送礼。出手非常大方，他对手下人贪腐也睁只眼闭只眼。他目标很明确，就是靠行贿实现自己为朝廷做事的愿望。

　　从吴晗的统计看，明朝贪腐官员的“怪现象”是明朝独有的。并不是所有贪腐官员像严嵩这样的奸臣，有的官员既能贪也能干事，张居正就是一个例子。

　　明朝有名的清官、廉官海瑞的廉洁在明朝独一无二，用海瑞廉洁做法，张居正被斩首10次都不多。那么张居正这样能干事的官员，为什么这样贪呢?主要保持自己的权力稳固，张居正权力稳固来自于后宫，皇太后和太监冯保对他好。这种“好”是靠利益关系培育的。张居正给后宫送礼从来不遮掩。这层关系稳固了，张居正的权力就稳固了。

　　而戚继光的后台就是张居正，戚继光的钱主要靠招兵吃空饷得来，他再把得来的钱送给张居正。那么戚继光做事就不怕了。

　　在后人眼里认为张居正纯粹是贪官。但在明朝体制下，想把工作干好，没钱不行。而钱从哪来，只得想办法贪。如果张居正没有皇太后当后台，他怎么能顺利推行他的改革。同样，戚继光没有张居正的后台，谁都可以收拾他。那他根本抗不了倭寇。

　　因此，明朝后期这种官场怪现象，反而能为明朝续命。像大太监魏忠贤想办法搜刮钱，自己也贪，但确保了朝廷有钱。他一死，崇祯来钱的路被堵死了，反而没钱了。这种怪现象也是明朝体制所形成，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