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欲亡明崇祯在位十七年，灾荒持续了十七年！

　　天意欲亡明?崇祯在位十七年，灾荒持续了十七年!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天启七年的澄县知县张斗耀一如过往一样，升堂催收税赋，这对于张斗耀而言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澄县历来“土瘠赋重”，澄县的农民因为土地出产不足，赋税又重，早就大多逃散，以至于荒地随处可见。

　　只是万历中期以后，西北人丁滋生，又无战事，使得邻县的无地农民多来澄县开垦，这才给了澄县完成朝廷税赋的本钱——而完税程度的高低和科举的成果多寡，事关着一位明朝官员的政治前途。

　　大明王朝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便核定天下田亩，并根据地区的不同，将税赋划分成了不同等级，西北税赋虽然相对东南来说不算高，可澄县在西北都属于是“四远之民，望澄以为苦海”的地方，所以对于张斗耀而言，想要在澄县完成一任有亮眼政绩的知县，也需要用“非常手段”。

　　张斗耀作为大明王朝西北县份的父母官，在“科举”一项上的政绩已是很难指望，而税赋一项不仅成为了他完成亮眼政绩的唯一主要通道，依附皇粮国税而征收的额外摊派也将随着正税的增加而增加，并最终有相当大的部分会落入他的宦囊。

　　当然，如果实在被催收者没钱，前者可以不缴纳，但后者却是一定要征收的，因为这不仅事关澄县衙门上下吏役的生计，维持明朝在澄县的行政统治，还干系着张斗耀能否支付的出幕僚的薪水——而后者是一个外来知县能否把握住本县权力的重要助力。

　　按照过往经验升堂比粮的张斗耀没有想到，天启七年与过去并不一样——在这一年里，连续十七年的崇祯大旱正式在该年爆发于华北农牧交错带附近，波及的范围虽然尚小，只影响到了山西全省和陕西、北直隶的部分地区。

　　可哪怕澄县只是被灾情波及，导致产量减少，这也足够促使本来就在土体贫瘠和高额税赋下艰难求存的澄县民众揭竿而起——根据《鹿樵纪闻》、《烈皇小识》记载，在天灾重税之下，不堪折磨的澄县白水王二高举义旗，纠集数百人上山，以墨涂面之后，涌入澄县，将正在坐堂比粮的张知县逼入内宅后乱刀砍死。

　　而王二起义，也被看做是晚明农民起义的首义。

　　但就像王二的起义不过是明朝灭亡的序曲一样，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继位的天启七年所遇见的大旱，也不过是漫长旱灾的一个预演。

　　崇祯元年，陕西、北直的旱灾继续延续，而且面积已经扩张到这二省、直的全境，北京朝廷为此派马懋才入陕调查，该臣并于当年五月十八日上奏见闻。

　　而在他的调查报告之中，如此形容当时受灾的延安府的境况：

　　“臣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整年没有下雨，以至于草木枯黄。八九月间，人们采集山中的蓬草为食，而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就吃树皮，至年底则连树皮也没得吃了，人们就吃性凉味腥的石头，可食石不过稍延几日性命，几天之后食石者就因为坠腹而死。”

　　“...有些民众不愿食石而死，便抱团为盗，抢劫还有积蓄的人，他们在被抓获后他们还恬不为怪，说‘宁愿为饱死鬼，也不愿意坐着饥渴而死’...”

　　“还有更为怪异的是，有的幼童或者独行的人，一旦出了城门就杳无踪迹了，后来才发现有城门之外的人，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这才知道失踪的人去哪里了。”

　　然而崇祯元年时，陕西虽然已经遭遇两年旱情，但总体而言，在官府直接统治的城墙之内，也还能保持一定的秩序，而随着各地粮食的输入也能缓解一部分灾情。

　　但随着灾情的持续，旱灾在崇祯十三年、十四年达到了鼎盛，根据统计，这一次特大旱灾影响到了大明十五省、直中的十二个，陕西更是至此连续受灾十五年，山西、北直、河南、山东等北方省、直也受灾超过十年，再加上战乱的影响，吃人肉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再平常不过。

　　在《历年记》中，作者姚廷遴就记载了，崇祯十五年上海的旱灾景象——城池内的街道上满是死人，尸体多到了在夜晚归家时，行人稍不注意便会磕绊到路边尸体的地步。而沿街乞讨的孤儿少年们更是仿佛成为了食人者的案板鱼肉，他们会专门挑选体格肥胖或健壮的孩子作为优先下手的目标。

　　而上海的受灾严重程度，根本无法同北方相提并论——事实上，在当时饱经战乱、旱灾和疫情的北方各省、直，城市里的人肉贩卖已经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市场上，屠夫剔人骨如剔猪羊，甚至于一有路人不支跌倒，随即便被人分尸的残酷景象，也时有发生。

　　正是因为灾情在崇祯年间的不断持续扩大，甚至于崇祯年间的平民们连安度一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由此也造就了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

　　李自成在崇祯十一年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不仅麾下军队尽溃，甚至就连妻女都与之失散，李自成仅与七骑避入商洛山中，而同时如过天星、混天星等流民军领袖也选择了投降，可以说明末农民起义在此时到了一个低谷时期。

　　然而在商洛上中一度欲自戕的李自成没有想到，在短短一年之间，天下大势却突生变化。

　　先是崇祯十一年，清军破边进一步深入关内，大破卢象升等部的蓟、辽、宣、大诸镇精兵，迫使崇祯皇帝急召负责督剿流民武装的洪承畴入卫京师，中原农民军的压力顿时大减，随即各地流民又争相起事或复叛。

　　李自成也趁此良机突围成功，此后进入河南的他恰逢旱灾扩大，河南境内赤地千里，他振臂之间，便有万夫景从。

　　而满洲八旗的崛起也跟当时严峻的气候环境有关——固然其中有努尔哈赤个人野心的原因，但更多的也有整个女真部落受严峻天气的影响，不得不西进开拓生存空间的客观因素存在。

　　有现代史家认为，在工业时代以前，就收入稳定性来说，手工业强过农业，农业又强过畜牧业，畜牧业又胜过渔猎，而晚明时期的女真部落是一个典型的渔猎社会。

　　原始的女真部落虽然有一定的农业技术，却缺少相应的基础建设能力，从而导致既缺乏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又因为相对定居的原因，导致无法轻易迁徙躲避灾祸。

　　正是在自然环境越发恶劣的逼迫之下，产生了女真部族统一的内部需求，最终演化为了满洲八旗这一且耕、且牧、且猎、且战的军政团体。

　　贫弱的明朝财政，又致使边境部队缺衣少粮，天启七年八月陕西巡抚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两白银)”以至于“军兵们在欠饷之初，还只是典卖甲衣、武器和弓箭，而如今已不得不卖妻卖子了。”

　　卢象升在巡视山西边防后，也上疏说“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每点一兵，有单衣者(在冬天只穿一件衣服的人)，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

　　而在另外一疏中，又进一步形容到“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此辈(戍守边疆的大明军人)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位于小冰河时期的晚明天气具体又有多寒冷呢?崇祯九年的海南居然连下了三天大雪，以至于草木枯萎。

　　(鼎盛时的明朝武备)

　　这样虚弱的边备力量又如何能守卫帝国漫长的边境线呢?——这也就无怪乎经萨尔浒一战并自废东江镇后，明廷对于满洲八旗主力的入寇，无力在边境完成抵御了。

　　而在崇祯十一年之后，因为满洲入关和流民形成了战略上的呼应，使明朝彻底失去了剿灭内患流民武装的机会。至此，不仅战事彻底向不利于明朝的方向变化，就连本来都只是勉强维持的明廷财政，也彻底恶化。

　　明朝的财政拮据情况，从天启七年的王二起义，便可稍窥其中内因一二。

　　万历年间，北京三大殿被焚毁，为了这被称为“大工”的重建工程，明廷自万历时期开始，至天启年间结束，先后投入了一千五百余万两白银。

　　而在后世一度被认为耗空明朝国力的万历三大征的费用总数，尚不及大工的费用——朝鲜之役用银七百八十余万两，播州之役用银二百余万两，宁夏之役则为一百八十余万两。

　　随着辽东战事的燃起，明廷的支出又大为增加，为了应付严重的赤字问题，明廷不得不开始增加额外摊派，既所谓“辽饷”，而在辽饷之外，天启帝下令搜刮各省、直的地方藏银，既“若不尽力勾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误乏，而边疆何日敉宁。”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迫使明朝的州县官员不得不严加催科，已完税额，最终民众无以为生，不愿意“坐饥而死”，只能选择揭竿而起，再加上因为久欠军饷而成为逃兵的明朝边兵，最终合流成为了搅动晚明风云的农民军。

　　事实上，明朝财政的恶果，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开国时就已经种下。

　　朱元璋出身于“淮右布衣”，在元末之世，深受官吏压榨之苦，明白官吏皆有“雁过拔毛”的陋习传统，同时出身农家的他，也明白“货币缴税”对于农民的压榨有多深。

　　秋季丰收后的农民需要贩卖收获换取货币，以缴纳税赋。而大量的粮食涌入市场寻求变现，在市场规律下就导致了谷价的下跌，更别提还可能存在的奸商抑价行为。

　　这就促成了在纳税期间，农民往往需要比平日更低的价格，大量贩卖一年的收成。

　　所以登基后的朱元璋既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又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实行了一套以“实物税和徭役”为主的税收体系，并且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即消耗部门与纳税部门的直接对接。

　　可这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户部对于全国财政的掌管，很大层面上仅仅体现在账目会计上。

　　因为哪怕在朝廷中枢，在“洪武型财政”体制下，具备“财政功能”的主要单位除了户部之外，还有兵部、工部、太仆寺、光禄寺——而根据统计，在张居正执政的后期，户部太仓国库里的存银有八百余万两，然而兵部、太仆寺这两个朝廷机构的存银却也有四百余万两，相当于国库存银的一半，由此可知明朝财权的不统一。

　　分裂的财政导致中枢无法清晰的掌握朝廷治下的“银流”，更无法进行有效的财政调控。

　　如在永乐年间，明廷财政收入尚能保持在三千万石这一“永额税赋”的理想征收线上。

　　可随着政治腐败，到了嘉靖年间，明廷的税收就已经被削去了近五百万石，只剩下两千五百万石左右，可在财政的支出上，却一加再加。

　　如正统十二年，朝廷给边军的财政补贴“年例”仅为二十二万两，到了正德时却已经增加到四十三万两，而等到了崇祯年间，仅供给支用蓟、辽、登莱等地的“辽饷”就高达五百二十余万两。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监管的困难，以及出于“永不加赋，长治久安”的用心，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为各地定下了“赋税永额”，然而明初之时，百废待兴，商业不振，再加上海禁措施，使得帝国的主要税赋来源，都压在田地上。

　　因此，在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时，财政僵化的大明王朝除了继续增加田地税赋，催逼本来就生计无着的农民以外，就别无他法——在辽饷之外，此后明廷在崇祯年间又相继增加了“剿饷”二百八十余万两，“练饷”七百二十余万两。

　　层层加码之下，天灾重税交相逼迫之下的流民蜂拥而起，跟关外寻求生存空间与资源的清廷，形成了客观上的战略呼应，最终将大明王朝化为了一片废墟。

　　而就在崇祯皇帝殉国后的一个月——即崇祯十七年四月，与这位皇帝几乎可谓相始终的连绵旱情，也在一场春雨过后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