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朝代的进士最受重视是唐宋还是另外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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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隋代创建科举后，打破了以往的察举和门阀制度，为中下阶层的读书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举并未形成完善的制度，唐代时的进士大多通过权势举荐，宋代时对科举逐渐重视。

　　进士身份真正受到追捧的时期主要是在明代，而且最主要的表现是进士出身的官员能很快进入核心权力机构，成为官僚体系的主体。

　　《明史·选举一》说：“明制，科目最盛，卿相皆由此出。”科目中尤以进士科为重，明人陈于陛云：“古之选举专论行，今之进士专论文，似相备驰，然古以行举者未必便保其终如兹，科目虽以文进，而进士一科，尤为世所崇重。”

　　隆庆二年(1568年)戊辰科殿试上榜进士中，赵志皋、张位、沈一贯、朱赓、陈于陛、王家屏、于慎行七人先后为首辅大臣。另外，还有十八人担任尚书，官至“亚卿、中丞、三品京堂则五十二人。而七相中五人一品，二人赠一品，尚书中四人一品，二人赠一品，凡系玉者十三人。此制科以来，未有之盛也。”

　　不少地方甚至要求朝廷任命进士出身的读书人担任级别虽然较低但责任重大的官职。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贵州巡抚蔡文报告皇帝：“贵阳、普安这些地区的社会非常复杂，安顺的叛乱刚刚平定，要处理这些地方的事务，请求朝廷选派进士出身的人来担任这些地区的推官、知州。”

　　进士成为明代高级官僚体系中的主体，也有不少进士出身者常常为自己居官不高而感到羞愧。进士中以一甲三人和翰林院庶吉士最为显赫。一甲三人往往能官至宰辅，明人陆楫说：“进士第一甲例取三名，授翰林修撰、编修等官，储之阁馆，以备台辅，其重无以加矣。”

　　嘉靖壬戌科(1562年)一甲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万历丁未科(1607年)一甲黄士俊、张瑞图、施凤来，万历丙辰科(1616年)一甲钱士升、林钎、贺逢圣，都成为宰相。

　　二甲、三甲进士则参加翰林院庶吉士选拔，称之为“馆选”，被选中的进士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由于三鼎甲可以直接授官，被称为“天上神仙”，而二、三甲中被选为庶吉士的则被称为“半路修行”。

　　通过馆选入翰林院庶吉士者升迁比一般进士快，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的局面。

　　明代的一百六十二名宰相中，翰林出身者占了十分之九，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仅有也”。内阁中总揽朝政大权的为首辅或首揆，其地位相当于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明代著名首辅杨廷和、毛纪、费宏、严嵩、高拱、张居正、钱锡龙均为翰林出身。

　　读书应举是科举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希望踏入仕途的必由之路，因而科举成为当时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第十五回中则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光宗耀祖。”

　　实际上，通过殿试取得进士头衔的读书人，即使不做官也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只看是不是进士出身，而不重真才实学的风气。与进士相比，举人的地位就低得多，明代高拱在《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中反映社会对进士过分重视的怪现象，希望能改一改这种风气。

　　其后的清代虽然也重视进士出身，但满洲统治者对旗人有特殊的照顾，很多八旗子弟都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入仕，而且往往地位又高于汉人。如此一来，进士出身也就显得不那么珍贵了。可以说，相比与明代，清代的进士身份是不如明代尊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