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子制度原来诞生于信任危机

日期:2023-12-0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周郑交质之后,君子感叹道“信不由衷,其质无益”,交质以无信为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确实很不合逻辑。但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由西周时期发展起来的礼乐制度还继续存在,社会观念中仍保持着“重礼义”的传统。

交质事实上重构了诸侯国之间的信任和臣属关系,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义的重建。而“信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礼”的坚持和遵守方面。

战国以后,信义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了,诸侯之间的征战以灭国拓疆为根本目的。质子出现之初所内涵的信义问题完全不见了踪影,有的只是现实的功利。

交质成为国家间邦交的重要手段,质子则成为权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筹码。交质和盟誓也几乎没有了关系,交质的目的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随着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渐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时代遂变成“相与逐利而弃信”的局势。宗法“尊尊亲亲”的精神纽带逐渐瓦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的约束力降低,无法规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彼此展开争斗,进入了争霸的时代。

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开始,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称霸中原,他们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下主持会盟,以“信义”为基础结成联盟,小国履行参会朝聘的义务,大国则以其强大的国力保护弱国征讨不义。盟誓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仍是诸侯实现互信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也鲜见列国交质的现象。而到了晋国与楚称霸的时代,盟誓已经不足以保证彼此间的信任,交质作为盟誓的补充便开始大量出现了。

综观整个春秋时期。自周郑交质始的遣质活动无不与霸主争霸有着密切关系,交质也成为这一时期对盟誓无法约束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有效控制,因为质子与会盟国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

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之间虽有“无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实的约束作用的盟誓寥寥无几,盟誓和交质也渐行渐远。战国时期会盟比较少,与春秋时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质行为更是大多屈从于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