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主动退休之后 他们最后还能复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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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致仕”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官员的管理和约束。唐代官吏普遍推行“七十致仕”制度，但在特殊情况下出现致仕后起复以及不致仕现象，也是对致仕制度的补充。致仕官起复起复，一般是指传统社会中，官员遭父母丧，守制尚未满期而应召任职的现象，也可以泛指罢官、降职、致仕等官员被重新起用。本文中的“起复”即指致仕后，重新出仕。致仕官起复，即致仕官结束致仕状态，重新担任官职，开始政治生活的现象，它是唐代致仕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形。

　　一、致仕官受起复征召原因

　　大部分官员致仕后，即安心开始致仕生活、不再过问政事，是为常态，而这种行为也受到时人的称赞。不过，也有少部分官员因各种原因而再次返回政坛。这种行为在史书中亦未见过多的责难之辞。因此我们可以说，致仕和起复是官员所处的两种不同状态，如何看待二者，必须结合致仕官自身情形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需要来具体分析。

　　在更多时候，起复往往是致仕制度的有机补充，它弥补和完善着致仕制度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代，致仕官的起复实乃少数，非普遍现象，有此待遇的官员基本上为朝廷或皇帝的恩典所致。不同致仕官员受到起复征召的原因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朝廷需求、统治者需求和官员个人需求三类。

　　朝廷需求。朝廷需求，即国家或朝廷对致仕官有某些方面的需求而要求其起复。当国家边境上发生战事，或国家内部出现叛乱，急需人才以稳定军事局面和政治形势，但朝廷现任官员难以堪当大局之时，一些在任时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而现己致仕的官员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朝廷往往会临时让这些致仕官起复，赋予官职，或命其出征，或遣其镇守，发挥他们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的优势，继续为国家效力。这批起复的致仕官基本上都以武将为主，且多是致仕赠官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少数为三品以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太宗朝因边事起复的三位致仕官，在战事结束、班师回朝后即“依旧致仕”，不再继续任职。其起复乃因事而起，事毕则职罢，避免了致仕官起复后可能出现的恋栈不退现象。

　　从高宗朝开始，致仕官起复则略有不同，在战事结束、将领回朝后，皇帝并未让其恢复致仕状态，而是依旧任职。在这种情况下，起复致仕官亦会觉得年高在任颇为不妥，于是再次乞骸，方得致仕，如睿宗朝唐休璨和肃宗朝苗晋卿等。而对于安邦定国立下大功的起复官员，有的时候皇帝还会极力挽留，不允其再次致仕的请求，于是起复官员只能一直为官，直到终老于任，如则天朝刘仁轨、王及善，玄宗朝解琬等。

　　之所以出现以上两种不同情形，是与皇帝自身经历与用人风格密切相关的。太宗皇帝身为秦王时，即常年在外东征西讨，为初创唐代的稳定而鞍马劳顿，自身积累了丰富的军事阅历、经验和威望，身边一批能征惯战的武臣亦对其忠心耿耿、敬畏有加。因此在登上皇帝宝座后，由于有先前的资本，太宗皇帝能有效地驾驭武将，在国家发生战事时，既依靠这批武将，致仕者予以起复，又不完全倚赖他们，事毕则罢，防止其权力过大。

　　加上太宗较为务实的性格和灵活的用人政策，于是产生了对致仕官临时起复的现象。而武将们对皇帝既有敬畏之心，又与之关系较为密切、融洽，致仕武将们亦乐于为太宗效力。太宗之后的历任皇帝，大多缺乏军事方面的历练，在国家发生战事时，自身无法应对，往往极度倚赖德高望重的武将，即便战事结束，也依然对其青睐有加，让其坐镇朝廷以稳定政局。因此才出现了高宗之后，致仕官起复一直任职的现象。

　　在相对承平时期，对于较有德望、才能和功劳而致仕的部分官员，朝廷有时会在其致仕后一段时间内予以起用，让其继续为国家效力。而对于致仕侍亲之官员，亦会在其守父母之丧结束后重新授予官职。这批起复的致仕官基本上都以文臣为主，且多是致仕赠官三品及以下的官员，少数为二品。少数官员因受排挤而致仕避难，有时朝廷根据需要起复任职。文宗朝官员崔从，因与裴度、李德裕相善，为宰相李宗闵“内不喜”。在感受到李宗闵的排挤后，崔从“求致仕，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告满百日去”，已经无官无职，接近致仕，只要朝廷批准，崔从就会正式致仕。这种情形与自居易乞闲后智求致仕的情形颇为类似。

　　但崔从并未像白氏那样致仕，因为朝堂上“众哗语不平”，朝臣们对崔从这样有才德的官员既同情又需要，于是“宗闵惧，复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崔从最终因朝廷舆论需求而回到官场。以上事例也说明，在唐代后期，官场舆论对于官员的致仕和起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朝廷统治需求

　　统治者需求。统治者需求，即皇帝个人对致仕官有某些方面的需求而要求其起复。部分官员在任时，自身颇具才干或德望，品秩崇高，多是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又因际遇与皇帝关系密切，受其高度信任和重用。方其致仕后，皇帝往往因思念旧臣而让其起复，继续委以重任，依旧宠遇不衰。如玄宗朝名臣张说即是一例。其早年与身为太子的李隆基关系密切，“帝在东宫，所与秘谋密计甚众”;又颇具行政和文学之才，适合玄宗开元中期用人需求，因此“卒为宗臣”。虽因卷入党争，遭到勒令致仕的惩罚，但一年后即复拜尚书左丞相。

　　为了体现张说起复的重要性，“视事之日，上敕所司供帐，设音乐，内出酒食，御制诗一篇以叙其事”，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史言张说“当时荣宠，莫以为比”。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成都，肃宗即位于灵武，承担平叛重任。左相(侍中)苗晋卿在其中出谋划策，功劳颇大，又备受皇帝信任。后“贼寇渐除”，政局趋稳，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致仕。但到了第二年，“帝思旧臣，复拜为侍中”，可见皇帝依然对苗晋卿青睐有加，亦非常倚重。

　　文宗朝官员萧倪乃“先朝名相”，为官“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时论称之”，亦为文宗所敬重。萧倪以尚书左仆射致仕后，文宗时常想要再次任命其为官。于是先在萧倪丁母丧丧免之后予以征召：后“复以少师征之”，有意让其辅佐太子：又托萧倪弟萧傲“赐倪诏书匹帛”，让其“一来京国”，仍然准备授其官职。虽然文宗的征召均被萧倪婉拒，但从中可见皇帝对萧倪不但敬重，而且予以特别恩宠。

　　除了上述一、二品重臣之外，部分官员自身具有才德、功绩，而且往往曾与皇帝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其致仕后，皇帝又重新想起这批人，委以官职，让其为己效力尽忠。不过这些官员的品级略低于那些起复的朝廷重臣，多数为三品或以下级别的官员。

　　官员个人需求。极少数官员致仕后，由于政治经济待遇和生活状态方面的巨大落差，无法适应致仕生活，又不甘冷清寂寞，于是动用在任时积累的一切人脉关系，积极谋求重返政坛，力图恢复先前的风光荣耀，唐休琮较为典型。最终获得朝廷起复的征召，如愿回归朝廷。这里官员起复原因是其个人的需求，与朝廷和统治者要求官员起复的情形有所区别。

　　三、总结

　　以上，我们分类考察了致仕官受到起复征召的原因。面对朝廷或皇帝的征召，大部分官员选择了应允，少部分官员选择了拒绝。而后者拒绝的理由，往往同其致仕时的动机相类似，或是自身生理因素持续不佳，或是朝廷政治环境一直险恶、未有改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