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既然狠狠打压周勃，为什么却还要重用他的儿子

　　绛侯周勃作为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一生伐暴秦、征项羽、平陈豨、定燕乱、灭诸吕，安刘氏，废少帝，立文帝，威名赫赫，功高盖世，但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刘恒在感激他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对他非常猜疑和忌惮，因而对他颇施打压，又是问政刁难，又是免相贬斥，甚至诬其谋反将其刑囚，一路敲打的周勃没脾气，最终只能夹着尾巴求饶，才被可怜兮兮放过。

　　现在问题来了，文帝与周家既有宿怨，却为何要对周勃之子周亚夫无比赏识乃至重用，甚至想要将整个帝国的安危托付给他呢?

　　其实周勃死后，他的长子周胜之继承了他的爵位，没有周亚夫啥事儿。但很可惜，周胜之虽然出身将门，又娶了文帝的女儿，不知要比别人少奋斗多少年，然而此人偏偏就是个扶不起的纨绔子弟，且不说治国平天下了，只论齐家，他跟他的公主老婆感情不和，小两口整天吵架;再论修身，他竟误交匪类，一时冲动犯下杀人大罪，好在他有个列侯兼驸马的身份在，这才保住小命，但依照汉律仍被夺去了爵位与封地，绛侯国除，周家从此衰弱了。

　　但是汉文帝并没有因此宿怨就放弃周家，反而依照“绍封继绝”的规矩，对周家特予优宠，而欲在周勃的儿子中择贤立之。恰好周勃的次子周亚夫文武双全，才能卓著，年纪轻轻就累功做上了河东郡守，文帝乃封其为条侯，食邑条城(今河北景县)，以继承周勃的爵位，并在匈奴来袭时委以重任，让其带兵驻扎在长安西面的细柳营，护卫京师。

　　文帝果然没有挑错人，周亚夫果然是好样的。当年，周勃得罪了皇帝，最后被整的那么惨，周亚夫却仍能坚持原则，在天子来巡时谨守军礼，不逢迎，不媚上，如此大将风范，实在令刘恒钦服不已。刘恒于是拜周亚夫为中尉，主管禁军北军与京城防务。

　　说实话，刘恒对周家是有愧疚的，当年他那么对周勃，也是有不得已的政治苦衷。一切都是为了杀鸡儆猴，而周勃倒霉就倒霉在他是那鸡猴领袖。如今，刘恒身边已聚集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生力军，他可以放胆的任用年轻人了，而周亚夫就是他要着重培养的军事人才。不仅为了补偿当年那份歉疚，同时也是为了政治需要。

　　汉兴以后，武帝之前，高吕文景四代，都擅长黄老之术。而所谓黄老之术，主要就是研究黄帝与老子的学问，尤其是老子的思想。而所谓老子思想正是道家与法家的发源，其中道家的精髓就是无为，法家的精髓就是权术以及刑名学。而所谓权术之精髓，就是制衡各派势力，保证皇权独大。简单来讲就是拉一帮人，打另一帮人，哪边对皇权威胁大就打哪一边，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只有利用二字。

　　所以，在刘恒执政期间，功臣集团的势力日渐下降，文法吏阶层日渐兴起，他们当上三公九卿的比例从以前的零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这就极大地加强了专制皇权。

　　分析到这里，刘恒重用周亚夫的背后原因，已经呼之欲出。

　　原因很简单，时势异矣，至文帝朝晚期，随着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的相继去世，汉初功臣集团只剩下张苍、申屠嘉等几个老的快死的老家伙，对皇权之威胁已不复存在，所以刘恒决定再次启用他们，提拔几个功臣子弟，如周亚夫、刘舍、陶青等人，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去对付一帮更加令人头疼的家伙。

　　这帮家伙就是一直困扰着汉朝发展的两大毒瘤：匈奴人的外患和诸侯王的内忧。

　　外患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但诸侯王的内忧更加令人头疼，关键是这些诸侯王要么是功勋卓著拥兵自重，要么是野心勃勃不甘寂寞，一个个都是火药桶子，稍稍处理不好，就得把大汉帝国炸上天去。

　　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既没养虎遗患，又没为虎所伤，虽然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留下了一些恶名，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

　　然而异姓王没了，还有同姓王。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如果没有他们，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但问题是在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时期，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已渐疏远，且其势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导致其对帝国与皇权之威胁亦逐渐变大，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

　　最先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序幕的，是文帝所封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刘恒的侄子、齐王刘襄的弟弟。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立有功劳，大臣们本来许诺将梁地封给刘兴居为梁王，但刘恒后来听说他当初曾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所以只割了齐地之济北郡封给他做济北王。刘兴居因此而极为不满，渐起不臣之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大举南侵，刘恒御驾亲征至太原督战。刘兴居遂趁机起兵西向，文帝闻讯，立刻罢兵南救，将刘兴居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刘兴居兵败被俘，自杀，国除。

　　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刚刚平息三年，淮南王刘长又出来捣乱了。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汉文帝仅存的小弟弟，也是当初帝位候选人之一。刘长遂凭着自己跟大哥刘恒关系最好，而骄横跋扈，目无法纪。不仅公然擅杀辟阳侯审食其，并且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官员，自己重新任命，还擅自封爵关内侯(地位低于列侯，有封号而无封国)以下94人，简直是没有王法了!但刘恒对他一直百般纵容，不但不将施以惩戒，反多赐美女黄金以归，等到弟弟错误越来越大，他又派舅舅薄昭写信去教训刘长。被宠坏了的刘长顿时被激怒，于是纠集了七十几个人，图谋造反。可惜未及行动，事情败露，刘恒遂派人逮捕刘长至长安，革除了他的王爵，把他装车打包贴上封条，发配蛮荒蜀地。年轻气盛的刘长受不了这个侮辱，行至半途，竟绝食而死。文帝于是将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县官全给砍了，以挽回自己的“明君”声誉。

　　不过，刘兴居和刘长都是没城府的年轻人，刘恒又对他们很熟悉，所以很好对付，但其他年长些且关系更疏远些的诸侯王就令人担忧了，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只就目前的局势看，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其中却有三十九郡、八百五十万人口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五百万人口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

　　第三，我们知道，汉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养的更肥了，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国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窘迫。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铜产和财力来铸钱，因此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有多薄，薄的跟榆荚一般，故称为“荚钱”，远不如秦朝时候的“半两钱”(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来的分量足质量好，但刘邦没有办法，汉朝初立，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捉襟见肘，最后只得强制收回天下的半两钱，重铸成又小又薄的荚钱，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

　　其实汉朝地大物博，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只可惜汉朝最大的豫章(今江西南昌)铜矿，刚开始在淮南王英布手里，后来又被刘邦封给了侄子吴王刘濞(刘邦兄刘仲之子)，这两位可都不是好说话的主儿，他们不肯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皇帝也拿他们没辙。

　　而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民间商人开始活跃，于是出现一大批不法商贩开始私自滥造荚钱，以谋取暴利，而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在铜中掺铅、铁等其他金属偷工减料)，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政府虽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但奸商们在暴利的诱惑下常常铤而走险，导致私铸钱屡禁不止。

　　既然屡禁不止，不如放开监管?刘恒于是在前元五年四月下令允许民间私铸钱，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而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面额。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其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

　　然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却又导致了官商与诸侯的垄断。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可发大了。尤其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他采铜而铸钱，又煮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

　　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稍试行之，分齐为七国，分淮南为三国，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更重要的是，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经济步入正轨，再拿他开刀不迟。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必将成为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

　　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乱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刘恒其人，可谓通透。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十几年，等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独立性越来越强，乃至威胁到整个天下的稳定之时，问题终究还是要彻底解决的。

　　所以，文帝决定为他的继任者留一个平常时候能镇得住，关键时刻能顶得上的超级救火队员。

　　于是，在细柳营事件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57年五月底，汉文帝刘恒病重，弥留之际，刘恒也学他老爸刘邦般，留下遗言，把安定刘氏的重任托付给了周氏。

　　刘恒对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对于父皇的遗命，刘启谨遵不误，于是在六月初九即位为汉孝景帝后，立刻晋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统一指挥南北禁军。汉朝时南北军一般都由中尉与卫尉分管，少有两军军权同归于一人者，可见景帝对周亚夫之信任重用。

　　当是时，周勃灌婴等老将已死，卫青霍少等名帅未生，李广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都尉，整个大汉只有周亚夫一根中流砥柱，历史为这颗从细柳冉冉升起的将星留下了独步的长空，问天下谁能与之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