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只要肯努力为之，就可人定胜天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解读晚唐名相牛僧孺，只要肯努力为之，就可人定胜天，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牛僧孺是晚唐时期的名相，一生大半时光都奉献在朝政当中。今天就来看看牛僧孺为人处事的思想还有主张吧!一般认为，牛僧孺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徒，他本人也时常以儒家自居，史料更是记载他“不喜释老(即释迦牟尼和老子，在此代指佛教和道教)，唯宗儒教”。在此基础上，牛僧孺也受到了当时的革新派思潮影响，因而在他的政治主张中还有改革图新的成分。牛僧孺认为，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而无论是天子治国，还是人臣为政，都应该积极面对，全力以赴，不应该消极懈怠，犹豫观望。唯有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天子和大臣才能各行其道。简单来说，牛僧孺相信人定胜天，只要肯努力为之，并且顺应基本的规律，即使是国家命运和历史趋势同样可以改变。

　　细细究来，牛僧孺的思想基本继承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属于唯物天道观的哲学范畴。不过，牛僧孺并没有将“人道”和天道”纯粹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他指出，“天道”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人一旦弄清并利用这种规律，就能够无往而不利。因此，牛僧孺虽然提出了人定胜天，但是又说明人必须遵循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所谓的“人道”。当时的著名学者柳宗元非常推崇牛僧孺的学说，并且号召大家进行学习，足以证明牛僧孺在当时的哲学界亦占有一席之地。

　　唐中期之后，各类宗教开始盛行，“因果报应”学说被民众普遍接受。而牛僧孺作为当时社会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对这种学说予以了辩证的解读，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也可谓一个重要的创举。他据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学说为依据，表明人不能不辨是非地滥用善心，更不能对什么人都心存善念。比如面对一个十足的恶人，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得到惩罚和限制，甚至是将其处死。如果对他一味仁惹，非但无济于他的向善，还会助长他的邪恶，同时也会为自己招致更大的灾祸，所谓“对敌仁慈就是对己残酷”。牛僧孺的这一学说，在愚民政策风行的古代社会，无疑是一股逆流，同时也是一湿清泉，为当时社会的人们学会独立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牛僧孺还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同样继承自儒学大家荀子的学说。由于古代社会科学相对落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被人类理解，因而一些别有用心者便将这些现象伪造成天意神迹，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牛僧孺在《象化化》一文中指出，人类的活动受自然的影响和限制，而并非受神的影响和限制。比如古代社会的人们相信龙能化雨，因而一且遇到大早年头，就会杀牛宰羊祭祀龙王，希望上天能够降下雨露。牛僧孺据基本的农学知识表明，每年之中降水都是有其固定规律的，什么时候降雨，降下多少雨，总归不会相差太多。与此同时，这种相差的时间和雨量也有规律可循，即每甲子年内，其变化规律是基本不变的。

　　接下来是关于人性的论述，牛僧孺的观点更加具有先进意义。众所周知，人性是人类社会活动之根本，因而自古就是哲学家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基本各占了人性理论的半壁江山。牛僧孺结合二者的理论认为，入性根本无所谓善与恶而是与利益存在着必然联系。简单来说，如果不涉及自身利益，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善良之心，而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则多半会被邪恶之心蒙蔽。比如弟弟遭到外人欺负，哥哥当然会挺身而出，但是一旦哥哥与弟弟之间发生利益冲突，自相残杀的激烈程度往往会超过与外人相斗。牛僧孺据此提出，凡事都要遵循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尤其是统治者推行各类政策。

　　再者就是牛僧孺的历史观，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即“重人事，轻天道”。牛僧孺认为，无论是朝代的兴衰，还是政权的更选，最主要的因素都取决于人，因而他在《讼忠》一文中写道：“支坏非天也，兴衰由人也。”如果主明臣贤，天下之人都会亲近朝廷，那么国家的兴盛繁荣就指日可待了;而如果主昏臣庸，天下之人就会疏远朝廷，那么国家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因此，如果君主想要国家昌盛，必须遵循“亲亲贤臣，远小人”的基本规律，以便取得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为了帮助统治者辨别良莠，牛僧孺还引经据典，列举了诸多贤臣与小人的特点，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在此基础上，牛僧孺还总结了“礼法法兼用”的政治策略。所谓“礼”，简单来说就是道德與论，牛僧孺主张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道德模范，同时加强道德教化，让每个人都能够生出荣辱观。应该说，道德对民众的约束在古代社会是重中之重，很多无良之徒根本不惧国家法律，却在道德面前规规矩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让那些无视道德之徒钻了空子，既然道德对他们失去了约束力，法律对他们便根本构不成震慑。对此，牛僧孺在加强道德教化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强法律要求，如此就让那些无视道德之徒心生忌惮，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繁荣安定。

　　牛僧孺认为，使国家走上繁荣安定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让民众尽可能地富足起来。道理很简单，国家政权到底要依靠收取税赋的方法保持生存，国家能够收到的赋税越多，经济实力就会越强大，政治影响也就越广泛。而多收赋税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就是增加征收的比重，比如之前每入收取十分之一，现在每人收取十分之十;还有一种增收方法是提高民众收入，比如之前每人手中有十块钱，按照十分之一的比重收税可以得到一块钱。此时民众手中有了一百块钱，那么再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收税，就可以得到十块钱。相比之下，前者的做法虽然省时省力，却是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做法，注定无法长久。而后者的做法虽然费时费力，却是高屋建瓴，藏富于民，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外交方面，牛僧孺主张以盟约的方式避免战端，因而强调以诚信待人，并且提出了“以信求诚”的总方略。牛僧僧孺指出，自古以来的所有战乱爆发，最根本原因都是彼此不能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争端。通常来讲，边疆少数民族虽然荒蛮未化，在诚信方面却普遍比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原王朝做得好，因而中原王朝只要加强诚信建设，同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自然能够避免边祸。应该说，牛僧孺的这种外交理论拥有强大的儒家理论的支持，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当时唐王朝的外交困境。但是说到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在唐王朝已经屡次失信于人的情况下是否合理，恐怕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最后是军事方面，牛僧孺提出了“重义轻战”的主张，即凡事都应尽量寻求政治层面的解决，而不是过分倚重战争手段。在政治学领域，有这样一条世人皆知的名言一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政治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考虑使用战争手段，当然准备战争的弓弦要时刻紧绷。要要知道，但凡发生战事，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必然受到严重影响，且最终的胜负无人能够预料。可惜的是，牛僧孺的军事主张应对外族有余，处理内务却显得不足。原因很筒单，当时唐王朝最大的问题是藩镇割据据，而藩镇割据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就说明藩镇已经失信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基本无法使用政治解决问题，牛僧孺的军事主张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