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变法 秦国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今天对百科小编给大家准备了：秦国变法，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秦国是如何在战国变法潮流中成为一匹逆袭黑马的?

　　战国时代的时代主旋律其实就是变法：魏有李悝变法、楚有吴起变法、韩有申不害变法、齐有邹忌变法、赵有胡服骑射......秦国的变法在战国七雄中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但却是成效最大的。注意我说的是成效最大，而不是说只有秦国的变法成功了。最终秦国用一统天下证明了秦国变法的成效，但请注意秦国商鞅变法的很多政策并非原创——就是如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军功爵制度其实也不是由秦国率先创立的。事实上整个战国时代就是由分封割据的世家贵族政治向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政治过渡的时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其实战国七雄的变法都成功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最终是由秦国所缔造的，这点是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然而在中华民族由分封割据状态迈向中央集权的道路上并非只是秦国的功劳：郡县制实际上是由楚国开创的，早在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变法就确立了军功爵制度......

　　我们不能因为秦国成为了最终笑傲江湖的胜利者就想当然地认为六国的变法改革都是失败的。19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都流行变法改革：美国在南北战争后进行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英国对议会政治进行了改革;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我们能以最终美国脱颖而出证明其他国家的改革都是失败的吗?事实上战国七雄的变法都各自取得了成效，否则就不可能使自己跻身七雄之列，只不过山东六国的变法尽管站在自身立场上看也是成功的，但和秦国变法的成效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然而率先开启战国变法潮流的却是魏国。魏文侯魏斯掌权后起用李悝进行了一系列变法改革：废止世袭贵族的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主张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春秋时代各国基本都保持着贵族世袭制度：贵族子弟生来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并能继承祖先的爵位，平民子弟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没出头之日。李悝制定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公务员选拔机制：一大批有作为的平民子弟得以跻身魏国朝堂，从此中国的朝廷官吏开始由世家贵族世袭逐渐演变成考核选拔职业文官。这些原本永无出头之日的平民子弟皆能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一时间魏国政治清明，当然这些从底层爬上来的职业官吏在官场上待久了之后也出现腐败现象，不过这是后话，至少在李悝变法的时代打破贵族世袭制度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进步。李悝是儒生，但也是中国法治思想的始祖之一，所以他试图通过推行以法治国的模式来推动魏国的制度革新。

　　春秋战国的法治思想最初起源于管仲，李悝继承了管仲法治思想，这种思想后经吴起从魏传到楚，经商鞅从魏传到秦，秦灭后又传承到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法治思想的主要推动者。李悝吸取儒、法两家的思想，收集当时已存世的各国法律典章，结合魏国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法经》通过魏文侯公布成为魏国的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统的成文法典，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当时的魏国大力提拔在朝中素无根基的寒门弟子作为朝廷雇佣的职业官吏以取代世袭的贵族卿大夫——职业官吏吃朝廷俸禄，执行朝廷法度，没有自己的封地和大军。这些职业官吏没有上下尊卑的观念，他们只服从朝廷的法度，于是魏国初步构建起以法治国的格局。

　　《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曾指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如果农民依靠耕种无法改变贫困现象就会出现抛荒的现象，造成粮食减产，市场上粮食供不应求就会导致粮价上涨。“谷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无论粮价甚贵或是甚贱都会伤害国家和民众，所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有益于提高生产积极性。李悝变法废除了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相对较小，很多国家的大军说白了就是临时招募来的贵族子弟和百姓子弟，这些人前一天要么在饮酒赋诗，要么在耕地施肥，第二天就拿起武器走上了战场。李悝意识到：如果谁能率先选拔训练一支专门作战的职业化正规军，甚至优中选优打造一支特种部队，将占据绝对的军力优势。提到魏国的军制改革就不能不提一个叫吴起的人：他在担任河西守将期间训练了令天下谈之色变的魏武卒。魏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较早，生产力先进，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由于路网纵横、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产云集从而使商业繁荣、制作业发达。战国时铁器已逐渐推广使用。当时天下的冶金中心均在韩魏。魏国由以兵器制作业发达而称雄于当世。魏军以逐步采用铁制兵器代替青铜兵器，史称魏军甲兵犀利。

　　魏国选练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配剑、背弓弩、跨矢囊。可以说是装备精良。铁制兵器的使用对魏武卒的诞生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没有强大冶金工业及兵器制作业的支持，以如此装备武装到单兵是难以想象的。魏武卒装备精良，皆以重装步兵为主，《荀子·议兵篇》说：“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意思是说士兵披上三层重甲(内外三层防护服或者就是重甲的别称)和铁盔，能开十二石之弩(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每人背五十只弩矢，拿着长戈或铁戟，腰带利剑，携带3天的作战粮草，半天能走一百多里。故而魏武卒都是强悍的精兵，战斗力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世界上步兵最为精锐和彪悍的大军。

　　然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看起来都很强大的魏国却也潜伏着隐患：相传魏惠王与齐威王在逢泽之畔狩猎。射猎完毕魏惠王拿出十二颗大珍珠向齐威王炫耀道：“我国虽小，尚有能照亮十二辆车子、径长一寸的夜明珠一颗。像齐国这样地大、人多，光兵车就有一万辆的大国难道连这样的宝贝也没有吗?”齐威王听了这话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的珍宝与你的不大一样——你的宝贝是死的，而我的是活的：我有大臣檀子，让他守南城，楚人就不敢为寇作乱，泗河旁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见;我有能臣盼子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往东在黄河上打渔;我有贤臣黔夫镇守徐州，燕国人就会面对徐州的北门祭祀求福，赵国人就会面对徐州的西门祭祀求福，迁移过来要求居住于齐国的有七千多家;我有良臣钟首负责国内治安，人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这四位能臣贤相就是我的宝物，岂止照亮十二辆车?”

　　事实上魏惠王和齐威王这番对话的背后折射的是魏齐两国霸权交替的一大重要原因——人才政策。春秋战国乃大争之世，要在乱世之中生存下去乃至称霸乃至一统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做的：地尽其利，货尽其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所谓地尽其利就是土地得到最大的利用——用单位面积的土地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所谓货尽其流就是货物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交换;物尽其用就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闲置浪费;所谓人尽其才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在符合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人才被埋没的现象。放眼整个战国时代魏国可以说是一个人才大国，然而却也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为什么魏国就留不住人才呢?其实人才被闲置并非魏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魏国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已。齐国在齐威王时代的确是重视人才的，然而到了战国后期秦国已像磁石一样吸纳着东方六国的人才前去效力。

　　秦国的商鞅变法成为列国之中最为深彻的，那么一开始并不占据优势的秦国如何完成逆袭的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已经历过秦献公嬴师隰废除人殉、鼓励垦田、引入县制等新政措施，从而为商鞅变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孝公对商鞅变法可谓是全力支持，即使当变法触及到太子和自己的兄长时也毫不犹豫地铁腕护法，相比之下山东六国内部勾心斗角往往使变法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秦惠文王尽管诛杀商鞅却不废商君之法，事实上在商鞅死后秦国仍在继续进行着没商鞅主导的“商鞅变法”，相比之下山东六国的变法往往随着变法者和支持他的君主的离世而陷于人亡政息的境地。不过这么多原因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秦国变法的成就其实恰恰源于秦国变法之前的极端落后。

　　墨、法两家成于魏，流于楚，但广大于秦——正因为秦在七雄之中相对落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老世族势力没六国那么盘根错节，所以墨、法两家“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等平等政治主张才能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秦国文化不发达，所以也少了一份浮夸，多了一份质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秦国能一统天下恰恰源自于商鞅变法前秦国的极端落后。《商君书》中说的明白：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威也。民以此为教者，国必削。

　　这就是说由于六国发明发达，其国内早已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形成了等级森严阶级固化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像商鞅这种出身寒门的人才是没什么出路的。事实上助秦一统天下的人才大多不是秦国本国人，六国自弃人才倒是便宜了秦国。物理学上有惯性定律认为：若无外力作用，物体将始终维持既定的运动状态。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发展也有惯性：人总是对以往的成功经验有一种依赖心理而不愿另起炉灶。我可以为大家举一个关于这种心态的例子：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前的无职无业者，而以前所谓捧着铁饭碗的人后来的人生境遇却并不如意，因为无职无业者才敢去闯去冲，而有着所谓铁饭碗的人哪怕可能已意识到自己的铁饭碗捧不了多久了，可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已到手的既得利益的留恋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直到有朝一日企业破产后被动融入到市场中。

　　相比秦国而言：恰恰由于东方六国的文明相对更为发达才在国内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才造就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固然是六国文明发达的成果，然而这也恰恰正是人亡政息的征兆。因为当文明高度发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沿着老路走下去的强大惯性。相比之下秦国恰恰由于落后而得以无所顾忌地进行变法：一来国内既得利益阶层相比六国弱小得多，变法阻力相对较小;二来秦国反正落后，不变反正是亡国，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相比之下山东六国的任何改革都是步履维艰的，因为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有时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已到手的既得利益。自古以来改革最大的难点重点正在于如何突破固有观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缚。在本来就贫弱的秦国这种束缚阻力无疑是相对较小的，因为本就一无所有还能有什么可失去的呢?这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