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四不像”政权 为何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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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全原名仁坤，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一户普通农家，兄弟三人，长兄仁发，次兄仁达。父亲洪镜扬有几亩土地、两头牛，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

　　洪秀全希望通过科举入仕为官，光耀门第。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入本村私塾读书，五六年时间即熟通《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道光七年(1827年)，13岁的洪秀全顺利通过县试，取得参加府试的资格。之后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三次到广州府应秀才考试，三试三败。有人说，洪秀全屡试不中，不在于他的考试成绩，而是当时科场弊端太深，不能选拔真才，这也是事实。

　　屡试败北，光宗耀祖、追求功名的欲望破灭了，使他对现实社会乃至“明君圣主”大为不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刺激他偏离满清王朝的科举之路，驱使他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1843年，洪秀全在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之后，在广州得到了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读后心里震动很大，自行受洗，后来他又与胞弟洪仁圩，塾师冯云山，一同毁坏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与其他画像，此举激怒了当地的传统势力，冯、洪二人失去了塾师的职业。1844年，洪冯二人来到广西，一边教人读书，一边传教。九月份，冯云山转入桂平山区活动，而洪秀全则返回广东老家，把基督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其中，《原道醒世训》否定封建私有制，明确提出私欲的危害，提出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

　　紫荆山区地势险要，贫苦人民众多，冯云山来到此地后，一边做工一边传教，信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2000多人。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共同商议出“十天条”，并撰写了《原道宽世训》《太平天日》的等书籍，其中的《原道宽世训》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1848年1月，冯云山遭到逮捕，而洪秀全又返回广东拜上帝，1851年1月1日，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太平天国战争开始。

　　1852年4月5日，洪秀全以罗大纲部为先锋，秦日纲部殿后，冒雨撤离永安，前锋直趋古苏冲，与乌兰泰所都相遇，因寡不敌众，太平军官兵2000余人阵亡。8日，太平军在龙口、大洞山设伏，重创乌兰泰等部，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岭及兵勇5000余人被斩杀。太平军先败后胜，摆脱清军国困，乘胜向桂林方向进军。4月18日直抵桂林城下。乌兰泰率军反攻，中炮受伤，死于阳朔。桂林城坚兵众，太平军围攻一个多月不下，主动撤围北上，6月3日攻占全州。1853年3月19日，一举攻克虎踞龙盘的金陵(今南京)，定为首都，号“天京”。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为建设地上“天国”一一“小天堂”，颁布了反映太平天国基本国策的《天朝田亩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平均分配土地，以求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当然，由于战争环境因素，这种理想只能化为泡影。接着，派兵北伐、西征。1853年5月8日，太平天国军自扬州北上，师行间道，直捣北京，不到半年时间，由江苏而安做、河南、山西、直隶，势如破竹。京师大震，咸丰皇帝一面调集重兵堵击，一面准备逃离北京，潜往热河行官。但因孤军深入以及战略上的失误，北伐军苦战两年，1855年5月31日失败。

　　在我国历史上，但凡草泽之人在天下大乱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就是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延，推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也改了朝换了代却没有换制，照葫芦画瓢，像原地踏步般再画二三百年，其后再让别人打倒换代。

　　1842年鸦片战后，中国原有的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传统制度”，在西方用炮坚利船的攻击下，击碎了“天朝大国梦”，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因上，打着替天行道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循着历史轨迹，也只是“改了朝”，并未“换制”。

　　有专家通过对仅仅存续1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进行研究，发现在不少史料和史书中，太平天国只是进行了“改朝”，“换制”问题无法解决，这就派生出一系列的问题。

　　在中原，有一种只留在口头里谁也没有见到过的动物，长得“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颈似骆驼”，即非鹿、非驴、非牛、非骆驼的“四不像”。史学家唐德刚(1920—2009)在研究太平天国史料后，得出的结论是，把洪杨政权按社会科学原则分类：基督教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革命?农民大起义?神权国家?反封无产阶级专政?

　　看着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有人可能会说：“太平天国”咋会是个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封王，最终到定都南京，太平天国领导人逐渐丧失锐气，沉溺于享乐和特权之中。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之后，在清朝两江总督府的基础上，尽其奢华地营造扩建天王府。洪秀全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除了天王洪秀全之外，其他太平天国的头领们也分别大造王府，广选后妃，仅天王洪秀全一人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

　　有史家认为，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视被为“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又成为“污染”。最糟的是会变成非牛非马的所谓“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洋得十分彻底。可是究其实质，哪里还能找到什么法治民主、救弱抚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太平天国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出生的婴儿。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政权来。如：太平天国政权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它却保留了“朕即国”，君贵民轻的家国政权，尊崇的是最反动的政治哲学。甚至把以人口干戈为重的“國”学，硬改为一王独大去了玉字之点的“国”，作为国号以教育人民。其结果是，太平朝中为王为官，为所欲为。

　　在德意志的马克思从报纸上看广西爆发的革命到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大清帝国已经开始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并对太平天国给予了厚望。可是，在其后的1862年，也就是天平天国运动消亡的前两年，马克思又对太平天国运动表示出极大的失望，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批评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其后，马克思评价说：“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从马克思最初的兴高采烈到最后的失望批评，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这场旧式的农民起义运动，是根本救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

　　不管有多少这样那样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经历达14年之久，尽管最终是被镇压了，但它横扫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军事筹划和指军水平，都达到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同时也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揭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