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何一开始支持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不支持了呢?

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在汉学界当中流传非常广的，他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太平天国的角度有所不同，史景迁无意撰写1部巨细靡遗的天平天国通史，也无意论述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宗教信仰。而他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洪秀全的精神世界，称洪秀全及其信徒是在1种“天启式的灵视”当中步入了这场109世纪的大浩劫运动。所以他的写作意图在于提供1个清晰有序的脉络，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和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利用和解读。

说起来很成心思，2012年底和2013年年初一样有两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出版，两位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学生：1本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天国之秋》;另外1本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以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两本书对太平天国有1个基本的定位，太平天国既不是叛乱，也不是革命，而是1场“内战”。裴士锋在访谈中解释说，究竟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还是内战，这些术语的选择反应的是历史学家个人判断，也就是站在其中1方判断谁对谁错。如果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太平叛乱”，毫无疑问是站在清王朝1边。这个概念暗示着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当为战争中全部的暴力负责。但另外1方面，如果称之为“起义”或“革命”，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1方，认为太平军是对政府残暴统治的反叛。而用“内战”这个概念，它能准确描写这场中国内部战争的范围和气力对照。这两本书处理这场内战的方式也不同，裴士锋对《浩劫以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梅尔清对19世纪中国战时和战后体验的开辟性研究是1部稀有的学术著作，它不但在知识层面，也会在情感层面，产生深入共鸣。正因其感伤力和洞察力，使这部著作具有思想震动性、心灵震动性，和最重要的眼界开阔性”。这是由于《浩劫以后》把写作的侧重点放在了战争以后的平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从不同人，士人、兵士、妇女、儿童、官员和变节者等等视角上，梳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1的不同体验和记忆。在梅尔清看来，不论是短时间还是长时间，太平天国战乱对个人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其对政治的影响。

裴士锋处理太平天国的角度又是另外1种方式。与史景迁相比，裴士锋借用了他的用故事讲述历史的叙事手法，用很多佩服的细节来陈说和还原历史进程。但他写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在这场惨烈的内战当中，西方人视阈中对这场战争有何认识和看法;这场内战纳入到当时的全球文化视野中，又是甚么样的：“撰写此书的目的之1，是协助恢复中国109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彼真个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遭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他在书中提及1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太平天国与当时的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并列，都是109世纪不可忽视的战争，对英国特别重要，由于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书中另外1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英国犯了1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跟清王朝合作，打败了太平天国。依照当时首相帕麦斯顿的说法，英国参与弹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可以大大弥补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否则，依照中国数千年1治1乱，1乱1治，王朝更替的方式，清王朝极可能早被代替。太平天国的失败，最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延缓了510多年。但是这类观点依然会遭到质疑，就算太平天国代替了大清帝国，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会向全球市场开放?虽然他们有着类似的宗教，但是我们总能发现，太平太平天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有着本质的区分，洪秀全在战争后期的1系列行动已证明了，他不是1个真实的信仰者，他不过是利用这类浮浅的中国式的教义来完成自己神化地位，他与其他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并没有多大不同。

马克思曾对太平天国给予了高度的赞美，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汇成了1场巨大的革命洪流，不管这样的起义缘由是由于宗教的还是民族的。但是随着局势发展，在太平天国后期，马克思的对它的看法产生了逆转，在1862年《中国纪事》中，马克思写道：“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特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改朝换代之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利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是用丑陋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峙，这类破坏没有1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文章的结尾，马克思更是把太平军与比作中国的魔鬼，并说这类魔鬼是“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中间，到底产生了甚么，让马克思的思想有了如此重大的改观?

《天国之秋》的写法上10分奇特，与他的老师史景迁选取的洪秀全的精神世界不同，裴士锋是从太平天国的中后期开始涉入，选取的也是第2号人物干王洪仁玕，除短暂提及洪秀全，其他东王杨秀清、忠王李秀成，都提及很少，全书乃至没有提过西王萧朝贵，重要主角曾国藩也到第6章才现身。裴士锋选取的时间是以洪仁玕1853年逃到香港当传教士助理开始，以洪仁玕1864年遭清兵追补结束。洪仁玕的特殊性在于他曾在香港与众多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而当很多传教士意想到，太平天国的第2号人物干王就是他们曾交往的传教士助理，他们以为这是1次可以把基督教传到内地的好机会。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有着这类同情，而这类源于同1信仰的同情，影响了西方人对当时大清帝国和太平天国的不同看法。但也正是这样的1群传教士，当他们深入到中国内陆，深入到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接触到太平军的领导层以后，他们才意想到，虽然都是信仰基督教，但是洪秀全的基督教绝非他们认同的西方基督教。而且在这类宗教信仰的背后，是1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与腐败的大清帝国并没有2致，书中有很多战争后的废墟和杀戮的场景，使人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说太平军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有甚么大的区分，除宗教信仰这1点以外，最大的区分是这1起义是产生在近代，产生在闭关锁国被外来者打破以后，产生在雅片战争以后，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原来自满自足的个体，从此有西方的权势的干涉，中国产生的1切都与世界有了密切的关联。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借用英国领事(   Thomas Taylor   Meadows)米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1书的观点，认为数千年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是由于，中国人尊重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华的意志。如果没有雅片战争以后西方权势的干涉入侵，这场叛乱也可能失败，然后精心酝酿着下1次叛乱，直到颠覆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要不就是代替大清帝国，太平天国成为1个新的帝国。依照英国人的最初的料想，他们可以扶持太平军，通过这类方式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但是，当这类扶持其实不见效以后，他们选择了扶持曾国藩和湘军。但是战争结束以后，终究的回报一样没有到达预期。

裴士锋在《天国之秋》写到：“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缘由并不是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增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继续……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两大商行在衰退期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暗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战争所带来的利益远远高于和平时期，所谓战争不但是政治的继续，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固然，只要不是自己国家的的战争就好——别的地方的战争总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或许就是战争永无停止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