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魏晋南北朝主要实行什么制度，怎么选拔人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1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9品中正制，亦称9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除，前后历经凡3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可谓选人3大法。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进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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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负，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9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5升4，以6升5，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5退6，自6退7”(《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1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提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此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清贫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9品中正制，能行3百多年，并不是1无是处，当年那个浊世，1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1句褒贬，而关乎他人1生的沉浮荣辱，因而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此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名流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1样，百姓莫衷一是，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守旧此制，以地方名流，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权势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9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毕生，同之禁锢。”写《3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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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之齐永明10年(492)，齐司徒从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欣赏他们——此2人确值得欣赏，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6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8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旁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近1年1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

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名流，不在君主，故名流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1层的东西弄清楚了，也就不必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5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1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切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1个面子，给宏兴宗的屁股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1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甚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身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完全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分，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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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1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他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1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因而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1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1回事，皇帝要换虽然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类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前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前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从军。张岱每到1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和谐，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1心可以事百君”，只要1心1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眼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寅都可以弄好关系，也不会产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样说也是欠虔诚。而这事确切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3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由于看不惯这类风气而现身非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1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可是1转眼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1本《齐书》，这样评论褚渊、王俭：褚渊是世家大族，王俭也不愧为国家精英，但他们连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现在的齐国呢。批得很狠。褚渊的长子褚贲耻父失节，在褚渊病逝后，就隐居在父亲的墓侧，毕生不出来做官。可是史书上说，王俭言行举止，1依儒家古训，齐武帝时，王俭在家开馆，培养了很多学子，重开儒学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