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对选拔官吏的制度进行了哪些改革？

唐武宗李炎对提拔官吏的制度进行了哪些改革？今天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1下。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提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朝提拔官吏的1个重要门径，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其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益明显。

有鉴于此，会昌3年(843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一年止于2105人”，这样做，虽难免依权玩法，徇私舞弊现象的存在，但不拘1格、提拔真才实学确也收到1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即此谓也。

又如，会昌4年(844年)，王起知贡举，放及第2105人，续奏5人材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1人;会昌5年(845年)2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3107人。3月，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7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良。

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会昌2年(842年)4月，李炎下敕：“准太和元年102月108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从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准奏职。盖以科第之1，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糜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费很多。会昌2年(842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1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举，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

按，进士及第之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其实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固然，这不是举子们的责任，由于他们没有门荫可以依托，惟以伏案经年才有跻身仕途的机会，他们的不谙民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社会制度造成。

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1定的限制，关于这1点尚有更加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唯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幸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其实不得奏请。其3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1岁不得过7员”。诸道奏授官过量，不但造成“料钱虚占”，“供费很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幸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构成地方团体权势，影响朝廷威望。对此加以限制，不但可以免上述情况，也能够增强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2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避免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之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10分明显，由于凡参加科选者，必定要经过量年寒窗苦读，不似有门荫特权的子弟，可以不学无术而凭父祖的功劳劳绩，直接取得禄位。

会昌2年(842年)4月，李炎下敕，其中云：“今1身属太常金吾，1门尽免杂差役。本日已后，只放正身1人差使，其家下其实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级，荣荫子孙，盖宠劳能，著存令式。近者渐寡廉朴，多补名身。不独假荫近房，兼有规求厚利。选曹既阙磨勘，长吏不闻纠绳。此弊公行，吏途太滥，自今后并须准格用荫，人数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台严加宽察。据其选授官列本道本州，须审磨勘，稍疑渝滥，及察知冒卖资荫，便收禁牒报有司。”从中可知，门荫特权，特别是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已成为中晚唐社会1大弊端，由于那些豪门子弟常常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很有愆背”，不但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1身属太常金吾，1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必将影响政丵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会昌时期人口有显著的增长，恐怕与限制官宦的荫庇权，使许多人口重入国家户籍，也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履行用荫标准，对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