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是哪六位 戊戌变法的具体措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是哪六位

“戊戌六君子，是指戊戌政变时，经贻谷参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都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具体措施

政治方面

（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

（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主要措施为：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1895年甲午战争再败，中国割地赔款，朝野巨震。慈禧默许，光绪亲政，康有为率梁启超等学徒参政，急推改革新政。短短103天后，慈禧重新专权，光绪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变法遂告失败。

总的说来，戊戌变法失败，有五个值得注意的原因。

其一是作为改革者的光绪、康有为等人的经验、能力不足。

变法前朝政大小事一律听从慈禧，光绪少有独立的决策历练，也缺乏得当的人事体系配备。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一直游离于官场之外的知识分子，作为改革者，很容易站到整个体制的对立面，引发内部冲突。

康有为本人是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之一。然而其在变法中的一些言行举止，可能也为变法增加了不少困难。例如，当大臣荣禄问他百年成法能否遽变，康有为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而其曾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光绪顾问，提议与日本、英国“合邦”，乃至暗杀慈禧之传闻，也展现他在变法路径、手段、过程方面的局限性。

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曾评价他，“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其二是真正当权者的缺席。

当权者除了慈禧，还有倾向改革的权臣李鸿章等人。戊戌变法前，慈禧已经同慈安太后共同听政和独自主政总计超过40年，她的缺席令光绪成为“光杆司令”，某种程度上是官僚集体能够不合作、观望和抵制的提前。与此同时，作为朝廷栋梁的李鸿章也离京南下，出督两广。如果慈禧与李鸿章也参与改革，不论光绪是否亲政，料将都会出现非常不同的局面。

其三是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权力矛盾。

戊戌变法发生在从慈禧到光绪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不论是最高权力交接还是改革，都是国之大事，骤然遭遇暗藏极大风险。一方面慈禧并未完全放权给光绪，另一方面光绪的改革必然需要更高权力，这一矛盾其实很难避免。因此，保守大臣向慈禧哭诉请求重新训政，而维新派密谋软禁慈禧，最终导致慈禧与光绪摊牌，重掌政权，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其四是官员集团整体的官僚主义和保守。

前有帝师翁同龢因一己之私刁难李鸿章北洋水师导致甲午战争时军力受损，后有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和王文韶四人或是顽固抵制或是明哲保身，只有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这些都体现了清王朝自身难以转圜的境况。

其五是当时仍然存在的满汉之争。

康有为等改革派几乎都是汉人，曾上奏剪掉辫子，迁都华东，遭到满族官员集体反对。不过，清王朝也有存在大量反对亲政的汉族官员，因为康有为等的改革，也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因此，满汉之争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尚在其次。

整体来看，戊戌变法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与清王朝内部高层非主政者的一次冒险合作。清王朝自身的迂腐迟钝赋予了变法的合法性，但变法者方法不当，也需要承担改革失败的责任。

不论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变法的意义在于，它是近代中国人探索发展道路的一次勇敢尝试。其失败暴露了清王朝自身难以调和的矛盾，让更多后来人得以觉醒、成长和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