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王死后张仪为何没有被清算 商鞅死的时候说了什么

秦惠王死后张仪为何没有被清算

但最为人所乐道的，还是奠定了“万世祖龙法”的商君商鞅和纵横六国，消弭攻秦联盟的张仪。商鞅得遇秦孝公而兴，逢秦惠文王而亡。张仪侍奉惠文王以两度相秦，辅佐秦武王则仕魏自保。

两位得赏于国君，却与储君势同水火的谋臣。最终一个五马分尸，生死族灭。一个却在魏国相位的位置上安然终老。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个时代的巨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言以蔽之，还是与大秦统治集团是否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和二者的历史定位的不同。

商鞅的死亡之途

古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弑权臣的戏码就像马路的红绿灯流转一样屡见不鲜。但以一己之力使得羸弱的秦国一转攻势，力压群雄的商鞅，他的死，着实让人不禁遗憾。

商君的死，主要与以下三大利益冲突有关。

(1)利益冲突一：国君与权臣的冲突

我们常说秦惠文王杀商鞅是为了报当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一箭之仇。这充其量只能算作商鞅之死的导火索。

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他所掌握的权利也就更加威胁到作为未来国家主人的秦惠文王的地位。

在秦孝公时代后期，得到孝公无限信任与支持的商鞅已经掌握了秦国的行政、执法、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生杀大权，是标标准准的权臣。

商鞅的功高震主，权高摄国严重损害了秦国宗室的威信。如对商鞅恨之入骨的公子虔就曾进言“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何况商鞅并没有俾斯麦在三次王朝战争中树立起来的军队声望，秦惠文王杀他也就容易得多。

(2)利益冲突二：军功爵制与旧贵族利益的冲突

商鞅整合了魏楚等国的军功爵制，在秦国拟定了“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军功标准。

这套完善军功标准，为大秦帝国扫灭六合，统一天下的基础。但也严重地损害了依靠血缘天然获得爵位的旧贵族的利益。

吴起因为军功制度让魏国称霸天下，却被楚国的老大贵族们诛杀就是前车之鉴。

由于商鞅得罪的是整个周代的旧贵族势力，所以在惠文王杀他时，他连其他诸侯国都难以流亡，六国的旧贵族一样不欢迎他。

(3)利益冲突三：严苛的秦法与秦国军民的冲突

商鞅严苛的“连坐”法律更是进一步束缚了秦国百姓。以至于公子虔上疏请惠文王杀商鞅后，商鞅从商地起兵攻郑(陕县)时，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就被秦军擒杀。

张仪的生存之道

与着力于秦国内政的商鞅不同，张仪可谓是同时身兼天下君主的心头肉和天下头号通缉犯的双重身份。六国君主慕其才，又惧怕这种才能被用于对付自己的国家。

这样的身份能够让张仪在战国七雄中游刃有余地行走，灵活地保全自己，从而避免了和商鞅一样的死亡结局。其中，保证张仪生存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张仪的历史定位：

在谈商鞅与张仪的结局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商鞅是要高张仪几个重量级的历史名人堂选手。

是他奠定了延续万世的“以法治国”统治模式，是撬动了整个华夏历史转轴的人。

张仪却不同，虽然张仪纵横六国，用三寸不烂之舌巧取沃野千里，在战国史书上留下了潇洒千年的身姿。但除了对秦国的贡献和历史传奇，并没有为整个华夏文明留下深刻的烙印。

而张仪只是得罪了魏齐楚三国上层集团的利益，并没有达到旧贵族“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这就是两人结局不同的根本原因。

(2)惠文王的制衡之术：

秦惠文王嬴驷既然为了加强王权而除掉商鞅，自然不会再为大秦帝国再培养出一位无冕之王。

张仪虽然贵为秦国之相，礼绝百僚。但惠文王提拔了庶长樗里疾、司马错掌握军权，左丞相甘茂分政权。没有让张仪成为第二个至高无上的商君。

况且张仪为了为惠文王达成连横的目的，多次外出任相，在秦国并没有深厚的根基，甚至因为纵横之术被秦国官场讽为“出卖国家”之人，自然谈不上威胁王权了。

这导致秦武王即位以后，没有和张仪夺权的必要，也就放任张仪平安离开秦国了。

(3)张仪的战略价值：

在讨论张仪为何不死之前，我们应该看看张仪做了什么。

张仪一生破灭六国合纵、挟魏事秦、攻取巴蜀、削弱楚国、火并楚韩、说服韩赵，一套外交组合拳把山东六国打得七荤八素。是真的搅动了当时天下大势的人，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价值。

虽然在中原诸国得罪了许多人，张仪却没有布吴王僚、庆忌被刺杀的后尘，就是齐湣王这样对张仪恨之入骨的国君也是出大兵讨伐。

因为山东六国在张仪的外交组合拳下，已经从“合纵攻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对于秦国的忠诚，一定程度上也让秦国的虎狼之师作为了自己的后盾，提高了自己的战略价值。

其次，张仪足以改变天下棋局的外交才能，魏国明知张仪“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却依然在惠文王去世后将失宠的张仪任命为相国。楚怀王被张仪戏弄，却依然愿意用黔中之地交换张仪。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在战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背景下，张仪的才能具有多高的价值。才能，是张仪最大的护身符。

作为纵横家，张仪很擅长把握君主的心理，新君秦武王虽然没有与自己形同水火，但崇拜武力的武王也对于自己的纵横之策感到厌恶。

张仪适时地提出让秦武王把自己送往山东六国，搅乱局势，为秦国的进一步扩张争取时间。这是秦武王无法拒绝的理由。

一方面，东出扩张已经成为秦国的国策，需要张仪去创造机会。另一方面，山东六国趁惠文王去世，准备再一次形成合纵联盟，需要张仪再一次去破灭六国的联盟。

总结：

观商鞅车裂而死和张仪的平安终老的不同结局，既是因为两人与王权，与旧贵族集团的利益是否发生冲突，也在于二者的历史定位、战略价值的不同。

商鞅死的时候说了什么

作法自毙。

“作法自毙”这个成语今人常用，查其源头，应该是典出《史记·商君列传》。2400来年，这个典故一再被人使用，说明在中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作法自毙的故事一再上演。

商鞅是卫国公室之后裔，源出姬姓，因此又被称为卫鞅。到了商鞅这一代，由于是旁系子孙，家庭已经破落了，流落到异国，给魏国相国公叔痤当门客。此人不甘心久处人下，少年时刻苦向学，史称其“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法家的学说，走的是李悝、吴起的路数，和后世“法治”辞相近而意相差甚远。中国古代的法家不以保障普通人的权利，而限制官家权力为基础，相反乃是提倡官家特别是君主进行集权，用严刑酷法来威慑与管理官吏和百姓。凡法家者，多刻薄寡恩之人，商鞅也不例外。

他的主人公叔痤在临死前对魏惠王说商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以为老相国病得厉害，说胡话了，没当回事。商鞅逃过一劫，跑到相邻的秦国。不久，深得秦孝公之大用。商鞅如何取悦于国君，《史记》中有一番精彩的描写。商鞅在用言辞打动孝公后，对秦国的宠臣、他的朋友景监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可见商鞅未必不想建立一套更为人性、造福更久远的制度。但是，他向国君介绍三代时尧舜禹成就帝王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说商鞅是个妄人，因为这样做太难了，需要数代帝王的努力，他等不及了。于是商鞅再次拜见秦孝公时，就开了一张见效快但副作用大的”猛药“药方。

这剂猛药，就是商鞅的变法。商鞅变法的切入点就是建立政府的“威信”，以厚赏取信于民，这便有了著名的“厚赏徙木”的故事，而要立威，则采取严酷的刑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颁布严厉而明确的法律;奖励军功;鼓励农桑;推广郡县制。其中有一项内容对后世影响极坏，即“告奸”，鼓励民间相互告密，告密者可获得官府奖赏，而知情不报者则连坐。另一些内容则得罪了秦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将他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用法律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如以军功而不是以出身定爵位，敢拿贵族开刀。变法之初，太子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