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为什么要写《围城》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断。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催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钱钟书《围城》序

《围城》写于1944年，于1946年完成，是钱钟书的第1部、也是唯逐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当时的钱钟书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为何会提笔写下这部被后人称为“新儒林外史”的现代讽刺小说？1般来讲，1个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肯定少不了他的想象和创作，但更多的灵感来源也许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切身经历。

1941年，钱钟书来到了上海。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钱钟书因此被困于上海。正是由于他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情绪和经历，对《围城》的主旨和书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其实不代表《围城》中的人物经历就完全同等于钱钟书的个人经历。

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的故乡是以打铁、磨豆腐出名的。有人读到这里，不免得意地说：“这不正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正是无锡人吗！”若因此便判定方鸿渐就是钱钟书，恐怕是极其不妥的。

虽然说2人的确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他们都来自无锡，都曾因岳父帮助而谋得1职，并且都曾在大学任教。但事实上，方鸿渐只是钱钟书虚构出来的1个人物。

在这部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他们本身都是1个复合体，没有谁的个性、背景是单1的。据钱钟书所说，方鸿渐的取材源于他的两名亲戚，1个志大才疏、满腹怨言；1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

《围城》出版以后，他们两人都读了这本书，但并没有认为方鸿渐的形象就是自己。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人愿意承认自己就是方鸿渐——不过，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偶合，现实中就存在着1个方鸿渐1样的人。

方鸿渐是留洋学生，却没有身为1个学生该有的勤奋努力，他出国留学的目的也只是“光耀门楣”而已。书中描写道：“（他）4年里倒换了3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意听几门作业，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特别懒惰。”

比起这些，这个人物更让人印象深入的特点是他的被动无能和始终不坚定的意志。他没有远大的理想，不具有在新时期强烈的思想碰撞和竞争下该有的理性、热忱和信仰。在面对严重的精神危机时，虽然他也曾想保存做人的尊严，却始终没有突破窘境、与传统思想斗争的勇气和气力。简单地说，他做甚么都是徒劳。

而孙柔嘉也不简单。初识方鸿渐时，她兴许是个让人觉得楚楚可怜的弱女子，怯生生的，也晓得假装小鸟依人的模样。可表面上越是这样的人，内心越是工于心计。孙柔嘉与方鸿渐结婚后，犹如古时帝王身旁掌握实权的人，她也在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试图建立自己女主人的地位。用1个词来讲，就是“权谋”。

只是她在掌控了这1切后，仿佛又全部失控了；这正是在“围城”中没法避免的窘境，也是孙柔嘉给自己强加的束缚。方鸿渐在踏入孙柔嘉这个“甜蜜的骗局”后，逐步变得莫衷一是。致使他落得如此结局的根本缘由，归根结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旧文化。因此，钱钟书写《围城》，确切是在实实在在地“讽刺”。

讽刺甚么呢？他讽刺方鸿渐的脆弱无能、意志不坚，讽刺孙柔嘉的虚伪阴柔、工于心计，讽刺旧社会、旧思想对人的毒害，也讽刺贯穿整部小说的人性的讹诈、虚荣。

在钱钟书笔下，“围城”不单单是指婚姻的围城，更多的是人性的围城、思想的围城。心胸狭窄的人被困在城里，意志不坚定的人被困在城里，守旧的人被困在城里，贪妄的人也被困在城里。

有人会为逃脱围城而努力，有人会为进入理想乡里而努力，也有人1成不变，徒劳无功。杨绛先生曾说：“围在城里的人想要逃出来，城外的人想要冲进去。对婚姻也罢，对职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我想，“围城”大概就是对人性的禁锢最好的解释了吧。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断。”正是由于杨绛先生自始至终的鼓励和陪伴，钱钟书才得以完成这部著作。

在当时，钱钟书的家庭生活无疑是幸福美满的，却写出了《围城》这样讽刺意味极重的小说。他大概是想要借此警省众人，不同时期的人也许会有相同的人生窘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思考如何更好地面对围城，更好地在围城内、或围城外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1生也应不断地寻求，在寻求中找到人生的价值，而不至于碌碌无为地度过1生。《围城》确切是1本值得1生去读的书，篇幅虽长，却句句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