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的散文论及其风格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擅长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3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

文论

姚鼐与开创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3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3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彩。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构成完全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盛行1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外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点是1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情、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先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括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3者的统1，这有其时期的缘由。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朝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候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类考据的工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权势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重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嫌弃，这常常致使文章的思想性下降。姚鼐不同意排挤宋学的偏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3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洞，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3者的统1才是最高最美的境地，“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固然，3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3者，认为作家能兼3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类主张实际上成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3109年（1774年），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1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10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触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1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保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辩，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1方面，这1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做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不管什么时候都一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