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的思想主张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擅长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3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

清朝理学虽处官方哲学地位，但乾嘉时期学界主流却是汉学，考据之风弥漫学术界的上空，理学相形见绌。姚鼐作为乾嘉时期的桐城派殿军，始终以程朱理学为治学大归，认为程朱之说最能继承孔孟之说，所以在汉宋之争趋剧烈之时，极不满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讥讽。在4库馆时，以笃守桐城家法而尊宗程朱的姚鼐在汉学大本营的4库馆内与同寅有着不同旨趣的学术宗尚，学术上的分歧争辩使其终究激流勇退，讲坛教学。而姚鼎讲学授徒时着力在学术上尊宋抑汉，训谕学生要以程朱为主，勿入汉学之列，其弟子突出地继承了其衣钵，不同程度的在学界掀起波涛，使学术格局为之1变，对理学复兴之功不可忽视。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笔下的“汉学”分为两个层次，1是汉儒之学，主要是指东汉许慎、郑玄为代表的训诂考据学问；2是当世学者舍弃宋学以后，效法、祖述和发挥汉儒之学而构成的新学风。姚鼐既责备汉儒之学，也鄙薄当世汉学，而责备汉儒之学的着眼点是为了与当世汉学家论辩，终究目的则是保护宋学，尊宋抑汉的偏向至为明确。 其主要根据以下：

1、汉儒未必得圣人之道。汉学家之所以尊汉，是由于他们认为，汉儒离圣人生活的时期较近，学有所承，又讲求训诂，于圣人之旨所得为多，因此，汉儒之学乃后人探研圣道的最好途径。但是在姚鼐眼中，汉儒固然去古较近且学有所承，但这其实不能保证其1定得圣人之道。姚鼐在《赠钱献之序》中认为，汉儒因暴秦焚书，典籍亡佚，治经本来就存在困难；而其传经方式又是师弟相授，家别派分，各为专门，各家之间不但“不相知晓”，而且怒恨妒忌，褊狭殊甚。这就使得他们“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其次郑玄等通儒固然卓尔不群，但其解经既用谶纬的说法夹杂其间，又用卑俗琐碎的东西搅乱学术，一样难免掩蔽经典之意。既然汉儒治学其实不能保证得圣人之道，因此姚鼐坚决反对时人媚汉，特别反对奉郑玄1家之解为圭臬。

2、当代汉学家变本加厉地发展了汉儒治学的缺点，猎枝去根，搜细遗钜，因此不免离道愈远。姚鼐在《赠钱献之序》中说：“从明末到现在，学者讨厌儒生不考求古代的东西而被近代的东西所蒙蔽，因而专心于考求古代的名物制度等，以博洽来衡量学问，以相互挑毛病为目标。”姚鼐所说的“根”、“钜”就是程朱义理；“枝”、“细”就是时人采取汉儒训诂考据方式所治之学。他认为，学术演化更迭是自然之事。如果领袖新学的大儒能捉住根本，摒除旧学的缺憾并纠正，自是进步；若不然，则反有所逊。而汉学诸人在弃绝宋学末流之弊时，连程朱义理的大本也舍掉了，1味捉住枝条不放，如此“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实乃为学之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