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真的不知朱祁镇复辟？

“夺门之变”，是改写明代政治走向的1件大事。事情说起来很简单，明朝宗病了，不能理政，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趁机发动武装政变，攻破南宫，迎立被囚禁在此7年之久的太上皇帝明英宗复位。应当说，这是1次有预谋、有组织的成功政变，政变从景泰8年正月106日4更，到107日拂晓，前后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

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率 领子弟、家兵千余人，用暴力手段叩破南内宫门，请上皇明英宗升坐舆驾，从东华门进入了奉天殿即位。那末，这里面有个问题，政变弄出如此大的动作，当时身为明朝宗亲信的兵部尚书于谦是不是知晓，当晚他又在干甚么呢?

对政变当晚，于谦近乎缺位的行迹，《明史》中的《英宗纪》《景帝纪》《于谦传》中均无记载，难道于谦当晚真的失踪了?这不可能。那末，当晚于谦在哪里呢?《明史·于谦传》载，“谦自值也先之 变，誓不与贼俱生。尝留宿直庐，不还私第”。说于谦为了抵抗也先，舍小家，顾大家，常常在朝廷留宿值班。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旅游志馀》中云，“又云少保公 当国时，常常宿朝房，不归私第属”，与《明史》吻合。说明，于谦心系国家，时时处处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政变前夕，明朝宗病重，于谦更应当留在朝廷。既然于谦留宿值班，就应当在兵部衙门。

清人谈迁在《国榷》“天顺元年正月”条中认为，“于少保最留意兵事，爪牙4布，若夺门之谋，懵然很多闻，何贵本兵 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谈迁的说法，最少明确了1点，即于谦当晚已得悉政变。《西湖旅游志馀》记载，“景皇帝大渐，石亨等谋拥南内，府尹公知其谋， 奔扣告变，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说明，于谦在得悉石亨等人政变后，非常从容淡定，1副置身事外的架式。

于谦为什么如此表现?笔者认为这是于谦的苦衷所在。于谦为人呆板正直，士大夫气味显著，有1颗慷慨报国之心。在他看来，谁当皇帝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定，天下太平。所以，明英宗被俘后，国内无主，他便力主郕王朱祁钰称帝，弥补权利真空，号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国。

面对瓦剌人以明英宗为人质相威胁，当他说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后，他已不知不觉站到了明英宗的对峙面。于谦跟明英宗的过节远远还没有结束。当明英宗归国时，明朝宗不愿接纳，于谦又说了1句“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话给了明朝宗1颗定心丸，也定下了明朝 宗即位既成事实、谁都无可撼动的音调。

明英宗能够安全归国，虽然于谦的策略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此刻已深深得罪了明英宗。只要归国后的明英宗活着，于谦 的地位就极为为难，处境也极为凶险，固然从内心讲，于谦是不希望明英宗重新掌权的。后来，明朝宗病重，又没有别的儿子，立谁为继承人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 题。

正在明朝宗病重且犹豫未定之际，“夺门之变”产生，石亨等人乘机发动武装政变，迎明英宗复位。正如谈迁所言，石亨等人政变的事，当 时身在兵部的于谦是知道的。以于谦当时的身份，少保、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在危急之际召集人马弹压叛乱轻而易举，但于谦没这么做，乃至没有这么想，缘由很简单，他是大明帝国的臣子，1贯“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始终揣着1颗公心，面对政局突变，自己何去何从，结局如何，他没斟酌或很少斟酌，他认为只要社稷安 定，至于他“1腔热血，意洒何地”，无所谓。

这类视死如归的文天祥似的士大夫气节，在于谦身上得到了畅快淋漓的展现。关于于谦当晚的表现，明朝文学家屠长卿这样记叙，“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势如破竹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1死保全社稷也。”

说于谦之所以按兵不动，任由政治死敌明英宗复辟，完全是出于公心，毕竟当时明朝宗病重，长时间不能临朝，又不肯立太子，致使朝野不安;如今，年富力强的明英宗复辟，虽然会对自己不利，但对社稷、臣民有益，于谦死而无憾。于谦虽然没出手，但侍卫都督范广出手了。

《国朝献征录》载，“是月壬午4更，亨与軏、吉祥等……请上皇升舆，从东华门入奉天殿即位，侍卫都督范广御 战”。明人许浩《复斋日记》也有类似记载。范广是于谦的亲信爱将，他冒死抵抗，应当有保全于谦的意思，但终究失败了。第二天清晨，钟声响起，于谦整理服装， 从容上朝，结果被明英宗当场逮捕，5往后处死。

《复辟录》称，“诏书：于谦……这厮每知罪行深重，恐朕不容，……鸠合亲信都督范广等，要将总兵官(石亨) 等擒杀，迎立外藩以树私恩，摇动宗社。……钦此”，明显是明英宗故意加罪于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