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作品鉴赏

小说《繁花》表现的主题是宏观大历史下小人物随波逐流的命运无常的无奈，如张爱玲、王安忆等海派作家那样，在作品中显现的，是不管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却永久都不会改变的恒定的、琐碎的、精细的、世俗的市民传统，并在这类琐碎和精细中展现最真实的生活本相。

《繁花》用自己声调和言说印记来发现并肯定平常经验和平凡物事“诗意”和“史意”，文中对写上海平常生活的描述存在着内在的连续与变化，而这个进程实际上也表现了作者金宇澄对上海精神及对上海生活的理解的变化进程。

上海精神的真正内涵应当是1个丰富的、充满着内部紧张的、动态的进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不同阶层共同参与的、互动的进程中才构成了历史中真实的上海。

《繁花》更贵的地方是对上海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的重新建构，通过对3个年代的市民群像刻画，还原上海市民的整体面貌，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了精神批评，通过物资性的触底的书写，还原上海城市生活“城市与人”的本相。

《繁花》超出钢筋水泥，超出浮浅的描摹与媚俗，以平常叙事的传统，以扎根于城市当中的方式，以城市书写的夹层直以来被遗忘被忽视的普通市民阶层群体为对象归还世俗生活原本的空间，归真于平常，成绩了1部特点鲜明，和当下的小说完全不1样的关于城市文学的长篇。

《繁花》书写了3代人物，各个人物的身份、家庭背景、主要活动空间、性情脾性都各有不同，作者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展现了1幅完全的上海人生活图景，深入详实地映照着其背后的时期变迁。

在各种政治之风中，农民们面对的是最直接的饥饿与身体之痛，而城市里的普通市民，更多的在承受精神煎熬——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队伍最强大、资产阶级也一样数量最多的城市，作为曾风华绝代的上海，在1系列变故当中，更显得风雨飘飖。《繁花》是1部上海市民心灵史，也是上海的成长史，且是1部痛史。

艺术手法

《繁花》以蒙太奇式的镜头画面给了许多和故事联系不那末紧密的东西，或说没必要交代的地名、线路，没必要须写清的物件收藏。金宇澄切切实实记下1街1景，把《繁花》写成了“物资生活史”逐一通过基础的物资存在，写出了上海生活历史的变化。

以具体的地名为坐标，如写生1般来描述上海这座城市，更使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感，具体的活动场所、详细的活动线路，反复出现的地名、建筑物名，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乃至每条线路都昭示着作者的用心，倾注着作者的情怀。

《繁花》融会了福克纳和川端康成两位大家的写作特点，将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置于交错的时空里展开进行，作者的笔尖扫过上海的各式地方，显现出蒙太奇式的镜头美感，“话本体”的写作方式回归传统，又不乏现代元素的融入，交错的时空线营建出10足的画面感、镜头感，把上海描述的10分接地气却又不失风情。

沪语思惟下的创作则给整篇小说添上了浓浓的上海风味，并在语言方面也克服了南方作家面对普通话的叙事困难，实现了对北方语言的垄断地位的突围，使南方语言得以从书写边沿地带向中心靠拢。

《繁花》某种意义上正启示着新的书写方式，在叙事方式上，金宇澄以“说书人”自居，恰正是回到了古代城市当中说书，需要说书人，需要被言说的作品，需要特定的场域，需要足够的观众，摆脱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成为彼时对创新的赞美，破旧立新的重要手段，是复归也是创新，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文本的实验。

《繁花》在叙述上应用普通话，而在人物对话时却用吴语方言。《繁花》采取了上海话本方式，也避免外地读者难懂的上海话拟音字，显现江南语态的叙事气质和味道，脚踏实地的语气氛围。

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整部小说可以用上海话从头读到尾，没必要夹带普通话发音的书面语，但是文本的方言色采，却是轻度，非上海语言读者群完全可以接受，可用普通话浏览任何1个章节，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