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生平经历介绍

杨锐（1857年⑴898年9月28日），字叔峤，4川绵竹人，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干将、“戊戌6君子”之1。光绪2101年（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光绪2104年（1898年）创建蜀学会，参与著名的戊戌变法。遗著有《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初露头角

杨锐出身于4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期即开始显现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杨锐与其兄杨聪2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毕业于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考取知县。及长，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出色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成为其重要幕僚。15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光绪10年（1884年），法军侵犯越南谅山和中国滇桂边疆，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进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出关，奋起反击，打败法军3路进攻，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喜报传来，杨锐满怀豪情，代张之洞草拟了《广军援桂奏稿》，此稿成为近代史上1篇重要文献。

光绪101年（1885年），杨锐在顺天乡试中，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协编《大清会典》，书成后提升内阁侍读。杨锐身入政坛以后，即义无返顾地投入救国活动。

呼号变法

光绪210年（1894年），甲午战争中，和议传出，杨锐深切愤慨，而慈禧却在此时要办610大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太监寇连才阻谏被杀，无人再敢直言劝阻。独有杨锐鼓励御史王鹏运进谏并代王作疏上奏，奏疏中有“齐顷公败于鞍，7年不饮酒食肉，越勾践败于会稽，210年卧薪尝胆”之句。慈禧看后甚为恼怒，要恭亲王奕訢将其充军，奕訢回答：“言官天真。”方得免。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此全国人民非常愤慨。在京1300多名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杨锐作为年辈较早的京中名士带头参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这年8月底，杨锐同文廷式、康有为等18人在京发起组织以振兴中华、开通民智为主要上的的“强学会”。

光绪2103年（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康有为屡次向光绪帝上书都被守旧派作阻塞挠，光绪都未看到。康有为又来北京准备再向光绪陈说救亡自强之策，杨锐日夕与康筹划，为之宣扬，并在都察院1位官员高燮曾眼前极力称赞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将主要内容予以条陈，高燮曾上疏向光绪推荐。

百日维新

光绪2104年（1898年），张之洞推荐杨锐应征经济特科。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自强。继“明定国是”诏以后，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乃至1日数令，倾注而下，决心变法维新。由于当年是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9月1日，杨锐在积极推行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的推荐下，遭到光绪帝的召见，向光绪极言兴学、练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绪以其所言切实中肯，甚为满意。接着又召见了刘光第、谭嗣同、林旭3人。

9月5日加4人4品卿衔，参与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4章京代皇上草拟。加上1些守旧衰谬大臣已失去光绪帝的信任，因此，当时的4大章京很有实权，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明定国是”诏发出以后，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展开了剧烈斗争，北京城内政治情势10分紧张。

变法维新的口号喊了两月多，但各地巡抚总督见清廷实权仍在慈禧之手，大多数都持观望态度。为了打破窘境，8月30日光绪帝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无所事事的衙门和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3省的巡抚（因这3省既有总督，又有巡抚）。

礼部主事、维新派人士王照上疏建议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游历日本诸国，以考察各国情况，从而开辟眼界。这1建议，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其实不赞同，因此不肯向上转达这个建议，阻止王照上疏。光绪得知后勃然大怒，由于依照新政的改革措施，部院大臣是不能阻止各级官吏上书的，他认为这是守旧大臣公然挑战新政。

为了立威，光绪帝在9月4日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止变法的6堂官全部免职。史称“礼部6堂官事件”。这是清朝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怀塔布立马通过自己的妻子将此事告知了西太后慈禧，慈禧认为光绪处罚太重，立即表示反对。慈禧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光绪便在第2天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4人为4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

9月13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准备开懋勤殿以代替军机处，并召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梁启超等8人共议新政，同时，康有为还在光绪皇帝眼前保荐梁启超为懋勤殿顾问。这1举措无异于宣布维新派开始正式与守旧派夺权，这是慈禧决不允许的。9月14日，当光绪帝赴颐和园要求慈禧批准成立懋勤殿时，慈禧明确表示了她的态度，对光绪帝施加了压力。

危机应对

光绪帝回宫以后，第二天召见杨锐时发了1道密诏，其内容是：“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其实不欲将此辈荒诞昏庸之大臣免除，而用通达勇敢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多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杯水车薪。即如109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太重，故不能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难堪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1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利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免除，而登进通达勇敢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化险为夷，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10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虽然表现出皇帝的焦急不安，但在指名“妥速筹商”的，是4位军机章京。并未包括康有为，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当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他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而且光绪帝此时只想找到1个能够避免政变、同时又能够让改革继续下去的方案，其实不想得罪慈禧。

很明显这不是1封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条件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1假定，皇帝只是在咨询 “良策”，并未要求展开救济行动之类。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

9月17日，光绪帝预见大祸临头，再次发出密诏，这1次的密诏是发给康有为的。虽然实际权利都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大臣手中，但康有为还有最后1根救命稻草——袁世凯。就在这1天，当杨锐秘密地将光绪帝写给他的第1份密诏的抄写本交给康有为，并让他想出妥善的方法时，康有为将密诏改成了以下内容：“朕唯时局艰巨，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勇敢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多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想法相救。朕10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将两份密诏（包括被篡改的那份）交给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看后，众人相对痛哭了1场。康有为决定让谭嗣同连夜劝说袁世凯，让他起兵勤王，并前往颐和园逼迫慈禧完全交权。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狡猾多诈的袁世凯，当面其实不谢绝，两天以后立即向荣禄全盘交代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荣禄急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等人面见慈禧，密谋至半夜方散。慈禧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不屈被杀

24日清晨，杨锐在绳匠胡同寓所被捕，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关押刑部监狱。28日，杨锐与以上5人同时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年仅41岁。 现有“杨锐广场”位于4川省绵竹市人民公园内。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从日本流亡到美国、欧洲，联想到杨锐已被杀，死无对证，他便将自己篡改的假密诏公之于天下，欺骗外国人和华侨，处处打着保皇的旗号欺骗集资大肆浪费。当慈禧得知这份假诏后，误以为光绪对自己有谋害之心，立刻勃然大怒，将光绪毕生软禁在瀛台，直到死也没有谅解他。

康有为自认为死无对证，没想到有1个人却对此事洞若观火。戊戌变法后，与康有为一样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王照曾在1则笔谈中揭穿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4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背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祗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

王照虽知道真相，苦于没有直接证据，直到1909年宣统改元后，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将密诏原件上交都察院，当时章炳麟执掌京畿，他将密诏原件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