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唐朝是盛世！可隋朝的富有却是让李世民难以企及！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隋朝有多富有?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贞观初年，唐太宗在帝都长安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除夕PARTY。为了彰显盛唐威仪，李世民花血本装修宫廷，廊柱粉金、枯树张彩，目之所及必是灯烛辉煌，耳之所闻定要胡乐鼎沸。

　　宫殿金碧辉煌，贵妇盛装来见，满眼所见皆是盛唐气派。于是，李世民就对前隋皇后萧氏说：

　　朕施设孰与隋主?

　　看朕这气派，跟萧后您的老公杨广比起来，怎么样?

　　而萧后的回答，则彻底惊呆了李世民：

　　我老公杨广太奢侈，每年除夕夜都会搞大PARTY。殿前诸院总会燃起数十座火山，火山一定要焚烧沉香木根，一烧就是一宿，一座火山烧掉的沉香木就得好几车。如果还嫌火山照得不够亮，那就用香料甲煎助燃，于是火光冲天好几丈高，焚烧香木香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传出几十里。一次除夕夜，沉香木就要烧掉200多车、甲煎也要用掉两百多石。

　　大唐虽然盛世，但沉香木还要当宝贝用、甲煎也要当奢品用，哪能说烧就烧啊?大唐皇帝李世民只能在萧后面前批评隋主荒唐，而心理却不得不感叹：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

　　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贞观之治，可能不及开元盛世，但二者也算接踵而至，大唐盛世已见其形。但是，与大隋相比，大唐皇帝怎么就成了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如果大隋真是如此，那么它足以称之为富甲千古了。而原因只能去大隋找。

　　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隋，国立;公元619年，隋恭帝杨侗退位，国灭。所以，隋朝有国，也就三十年时间。那么，隋朝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统一，又在短时间内创造盛世呢?

　　01.制度创新：仍旧贯与兼收并蓄

　　大汉代秦，但只能说是代，而不能说是革命。

　　因为汉承秦制。皇帝和朝堂换了一拨人，但是帝国系统依旧是秦法秦制的主导。

　　大唐代隋，也是如此，百代皆行秦政治、唐后皆行隋政治。秦政治是三公九卿加郡县，而隋政治则是三省六部加州县。

　　其实秦政治也罢、隋政治也好，都是中央集权主导下的大一统国家。

　　这套集权模式在东汉末年以后逐渐荒废，代之而立的是各种地方集权。而隋朝在统一百年分裂之后，再一次恢复了大一统的统治秩序。

　　杨坚在581年建隋后，重建典章制度，把这套统治秩序予以典章化、制度化。也正是这套统治秩序的典章化和制度化，才使得大隋的统一成为可能。因为统一首先是武力、第二是秩序，输出武力之后还得输出秩序，而杨坚输出的秩序就是三省六部加州县。这套统治秩序具有极强的拓展性，它能覆盖整个东亚大陆。

　　三省六部，并非杨坚独创，而是在西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在隋朝正式确立。所以，大隋制度创新的基础，是百年来的仍旧贯，是一点一点地试错演进而来。

　　中央三省六部，地方沿用南北分裂时期的州、郡、县三级制。但是，隋朝立国后，有一种汉化复古的潮流，就是要向之前的秦汉看齐。如杨广就有“尚秦汉之规摹”的愿景。于是，秦汉是两级地方管理模式，所以大隋也把郡一级逐渐取消，采取州县两级模式。所以，地方管理模式也是一种仍旧贯的制度创新，是要改革但不是割裂传统的改革。

　　三省六部加州县，极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开支。而在行政开支方面，降低最大的还是军制创新。

　　隋唐军制，沿袭了宇文泰的府兵制。府兵制，简单来说就是兵民合一、寓兵于民。

　　如果用现代概念来解释古代兵制，则是这样一套发展脉络：

　　春秋以前是贵族兵役制，贵族才能当兵;战国以后是普遍义务兵制，是人都得当兵;直到秦汉仍旧如此，但武帝以后则逐渐出现了雇佣兵制，也就是募兵制;分裂时期，兵制是朝着职业化和终身化的方向走，所以也就有了军户、民户之分，也就有了军事贵族。如北魏有军镇，南朝有北府兵(扬州兵团)和西府兵(荆州兵团)。

　　宇文泰的府兵制，则是把这种职业化和终身化的兵役制，向着部分全民化推进。公元590年，杨坚改军户为编户，“垦田籍账、一同编户”，则是一种更广泛的部分兵役制或义务兵役制。

　　杨坚府兵制改革的意义：

　　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也就是皇帝和朝堂对军队的控制加强了。

　　以前军队作战、家属随军、军户固定，容易形成军阀集团;现在把军户与民户、军制与民治结合了起来，能够有效遏制军阀的产生。

　　另一方面应该更重要，那就是国家募兵养兵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国家打仗，用兵得花钱;国家不打仗，养兵也得花钱，总之军事开支就是不能降低。但府兵制后，国家的开支就会大大降低。国家不打仗，兵民合一、寓兵于民，养兵不用管;国家打仗，军府负责组织召集，而府兵战士就要带着战马和兵器应征参战。所以，国家养兵的成本就低，国家发动战争的成本也低。

　　再者就是法律，杨坚的《开皇律》不是沿袭西魏、北周的法律，是兼收并蓄历代法律而成，其主要参考的蓝本是北齐文宣帝高洋主持修订的《北齐律》。立法原则是“化繁就简、化重为轻、化死为生”。北齐是被北周灭掉的国家，而隋朝的法律却是以《北齐律》为蓝本，足见隋朝统治者兼收并蓄的治国心胸。

　　此外，关系民生基础的均田制和关系吏治基础的科举制，大隋要么是沿袭西魏和北周、一以贯之，要么就是根据形势变化突破创新，这些都对隋初大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大隋不仅输出武力，也在输出秩序，而且输出的秩序非常具有生命力。

　　02.统治有术：从满满的情怀到施政的行动

　　《隋书食货志》记载：

　　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开皇十七年，也就是公元597年，大隋朝治下，户口繁盛、府库皆满，国家财政实现盈余，京城府库的粮食已经无处堆积，于是皇帝杨坚下诏停止当年正赋，全赐给老百姓。

　　之前的汉初文景之治和武帝朝前期，出现过这种局面。隋初大治，也出现了这种局面。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国家实现收支盈余而府库皆满的情况，就真得难见了。

　　这些都与隋朝的制度创新有很大关系，因为杨坚不仅统一了天下，而且为天下输出了秩序。在秩序井然的天下，才可能造就这种盛世。

　　同时，也与杨坚本人的关系很大。这个人有性格弱点，如严酷和猜忌。但是，在以身作则和对待百姓上，杨坚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首先就是节俭。

　　节俭，是一种美德。但美德往往没用，只是于事无补的情怀。

　　一些环保人士为了减轻全球变暖，要过一种低碳生活。甚至，有些人为了减轻宇宙的熵增，还要经历苦行僧的生活。但这些都没用，只是一种情怀而已。反倒是那些乘坐专机、把空调开到最大的领导人，可能会解决问题。

　　所以，廉政皇帝杨坚的节俭示范，应该也只是一种情怀，实际上也没啥用。

　　但是，在集权模式的传统国家，这有用，而且非常有用。

　　传统国家有三大开支：一个是官员俸禄;一个是战争军费;再一个就是皇室开支。至于如赈灾、修路、开渠等公共救济和公共服务，需要有，但不是总需要，而且更不会需要太多。原因就是传统国家远没有现代国家复杂，不可能承担现代国家才能承担的复杂工作，所以也不会有现代国家那么庞大的开支。

　　于是，在总的开支方面，皇室开支就不是小数目。所以亡国之君，被冠之以奢侈无度的，很多;而被冠之以庸碌无能的，不多。

　　因此，杨坚的厉行节俭，对于隋朝大治，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同时，皇帝亲身示范和以上率下的影响力，会从皇室波及到朝堂和天下。而这种影响力是巨大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最能说明问题。而太子杨勇之所以被废，就占了一条奢侈铺张的罪过。

　　其次是亲民。

　　公元594年，关中大灾。隋文帝杨坚，发现灾民吃的是“豆屑杂糠”，大为惊叹。于是，把灾民的食物拿到朝堂，让满朝的大臣权贵都看一看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

　　当年八月，杨坚亲率关中灾民赶赴洛阳就食，诏令士卒不得驱逼百姓，让百姓在队伍中参厕行进;遇到扶老携幼的，要引马避让;艰险之处，杨坚便让左右卫士过去帮忙。

　　大隋，不是一出场就是盛世，它也遭遇过战祸天灾。但是，杨坚能与天下百姓共渡艰难，这在古代帝王中都是少见的。所以，后来能够成就盛世，杨坚皇帝的情怀，很重要。

　　爱民如子的情怀，不如爱民如子的行动。

　　即便终日奢靡无度，但是能够拿出仁政举措，也是明君贤主。所以，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一往情深不如一饭之施。杨坚的亲民，需要拿出实际行动。杨坚的行动有三条：

　　一个是力行均田，就是国家授予百姓土地，在全国强制推行均田法。公元590年，江南士族和土豪造反，原因就是大隋的均田法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

　　另一个是大建官仓和义仓。官仓储备军粮和朝廷用粮，义仓储备赈灾粮食。传言隋朝的粮食一直能吃到唐朝，但也只能是传言，因为粮食不可能保存那么多年。但能够证明隋朝在积蓄储备方面，是下了狠功夫的。

　　第三个就是轻徭薄赋。度支尚书苏威，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奏请减免课役，得到杨坚诏准。公元583年，将原来的十八岁授田为丁该为18岁授田而21岁为丁，这实际上就是减免了全国百姓三年赋税。

　　03.上帝视角：大隋盛世的底层逻辑

　　杨坚、杨广父子是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皇帝，而且两代皇帝治下的土地都是中原天下。

　　贞观以来，盛唐初现，唐朝皇帝怎么就那么穷，而隋朝皇帝就怎么那么富?

　　即便制度创新、即便统治有术，也不会差这么多：跟大隋相比的盛唐贫穷，都已经限制了李世民的想象力。

　　再说，汉承秦制而唐承隋制，所以秦朝的制度创新能够为汉朝服务，隋朝的制度创新也能够为唐朝服务，而且历史也确实如此。而李渊、李世民父子，可能不如杨坚情怀满满，但他们都不是昏聩君王。

　　所以，隋唐差距，不可能这么大。

　　如果真有这样大的差距，那一定另有原因。而另有的这个原因，一定更根本、更底层。

　　当然有。

　　以上帝视角看历史的我们，不仅要用逻辑来论证老生常谈和道德说教的原因，而且还要在这些原因之外，发现新问题、找出新原因。

　　从内部挖潜到战争红利，北周到大隋。

　　《周书》记载，公元577年，北齐人口2000万;《中国人口史》统计，公元577年，南朝陈的实际人口是1500万。

　　而《通典》记载，公元580年，北周人口900万，《中国人口史》统计，北周实际人口是1250万。

　　古代地广人稀，所以衡量国力应以人口为硬标准。因此可以论证的是：西魏和北周是后三国里面最弱的一个。

　　但是，在北周武帝时代出现了变化，北周开始逆袭。这个变化就是：宇文泰的改革走向深化，宇文邕推动了解放奴婢和灭佛运动的国策。

　　所以，北周凭空增加了一百万的青壮劳力(北周僧尼就有一百万，还没有估算六次解放奴婢和杂户的数据)。而解放的上百万人，才是北周灭北齐的物质力量。在灭北齐的过程中，北周持续推动解放奴婢和灭佛运动，北齐有僧尼200万，这些力量再又让北周实现了增量发展、拿到了战争红利。到公元581年，北周人口达到2900万，另有统计是3250万。

　　正是有了这种国力，北周以及后来的大隋，才能够与草原帝国突厥一较高下。

　　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反击突厥，在万里战线上摆出了八道出击的阵势。而杨坚之所以豪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口基数。公元588年和589年，隋灭南陈之战，四千里长江列阵，五十一万八千隋军出击。此种阵势，也是因为不断的人口增量、土地增量和财富增量，大隋打得起大战争。

　　灭南朝陈后，大隋实现了土地增量，但人口增量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南方是士族和豪门的天下。所以，大隋要实现真正的人口增量，就得打击南朝的士族和豪门，武力征伐之后、才能强制推行均田令。

　　到公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隋朝人口达到4600万，算上未被统计的部曲、奴婢等，应该在5000万左右。

　　而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大唐帝国的人口也就1500万。

　　5000万人口的大隋帝国，对比1500万人口的大唐帝国，说盛唐的贫穷限制了皇帝李世民的想象力，应该不过分。

　　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看你能控制住多少人口。

　　隋朝人口达到了5000万，经过隋末乱世，降到了1500万，这中间差了3500万，这是一个抗日战争的减员数字。

　　真得差那么多吗?

　　当然不是会差那么多。

　　原因是：隋唐政府，不可同年而语的统计和控制能力。

　　隋朝政府能够统计和控制4600万人口，至于其他还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是被豪门士族隐没了还是去了什么桃花园中，隋朝就真得没法统计、也没法控制了。没法统计、也没法控制，当然就收不了赋税了。所以，大隋帝国就只能收这4600万人口的税。但这也是极为庞大的税基。所以，杨坚时期不用老百姓交税，政府也能活;杨广时期建新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三征高丽，也能维持。

　　但是，大唐就不行了。

　　经历隋末战乱，人口下降了，但确实也没被战争干掉3500万人。

　　但是，大唐帝国的行政能力，就只能统计和控制1500万人。所以，大唐帝国的税基，就是1500万，没法再多。不是内部潜力不够、所以挖不出来，而是唐帝国的行政能力不够、所以挖不出来。

　　唐承隋制，但承得不够彻底，它的统治能力跟大隋没法比。所以，李世民要能够想象大隋是怎么富裕奢侈的，就得把统治能力这个前提解决好。但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马上打天下可以，但下马治天下，可能真得不如大隋的杨氏父子。

　　论证的依据就是：大隋能统计和控制4600万人，而李氏父子折腾到贞观初年，也就能统计和控制1500万人。

　　隋朝盛世一去不返，大唐走向了歧途。

　　贞观初年，盛世初现，接下来能不能成就另一个大隋盛世?

　　贞观之治以后的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就是第二个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时期)吗?

　　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但答案却是否定的。

　　大隋盛世，一去不复返。

　　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继承隋制、继承得不彻底。刘邦也是如此，汉承秦制，大汉继承的也不彻底。但是，李世民的这个不彻底，却是一个根本上的不彻底。

　　隋末战乱之后，唐初又是战争又是天灾，所以用钱的地方很多。即便到了贞观年间，这种财政窘迫仍旧存在，甚至朝廷官员的工资都开不起。所以，贞观之治，吹出来的水分比较大。

　　解决财政问题，节流只能是手段，而开源才是根本。

　　开源方面，有现成的两个历史经验，可供唐朝统治者效仿：

　　一个是周武帝宇文邕，解放奴婢和灭佛运动，直接增加税基;另一个是隋文帝杨坚，强推均田令，重新丈量土地、重新清查人口，直接扩大税基。

　　这两项经验的实施，都要求直面既得利益集团，如士族豪门和功臣勋贵。所以，李世民都没有推行，他玩得是权宜之计。

　　政府衙门不是开不起工资吗?没问题，分给你们一块土地，然后自己搞经营。

　　搞不好经营也没问题，除了给土地还能给政策，允许你们放高利贷、搞金融。

　　还不行，也没问题，太宗专设“捉钱令史”，中央朝廷70多个衙门，每个衙门配9个捉钱令史，专门去搞钱。

　　而到了玄宗时期，宫廷开支无度、四处征战不断，用钱就更紧张了。

　　于是，搞钱的“捉钱令史”开始等级提高，新设了一批转运使、租庸使和盐铁使。

　　同时，军费的问题也越来越头疼，但皇帝和朝廷不想头疼这个问题。所以，索性继续“不给钱但给政策”，于是出现了节度使。

　　所以，唐朝财政问题的解决是以丧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为代价的，而这样的做的结果：只能解决一时但不能解决长久，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但不能成就真正的盛世。

　　因此，大隋真得比大唐更有钱，而且，终唐一世，它都不可能追上大隋的富庶。